她如厕后站在洗手盆边，把凉水泼洒到脸上。在旁边的洗手盆前面站着一个胖女人，她相貌平平，灰白的头发编成辫子，缠在头上。她在使劲地洗手。朱丽亚一边擦脸，一边强作轻松愉快地说：“但愿我听得懂他们说的话，你说是吗？我知道他们掌握了宇宙的秘密——真正的宇宙，不是我们这个宇宙。其实，在中学的时候我的物理和微积分的成绩都是A，我不是一个一窍不通的人，但是我现在把学过的东西全忘了。而且越来越糟。什么是‘夸克’，什么是‘黑洞’，‘欧米加’代表什么东西，这些问题跟我说了几十遍——可我就是记不得。我永远学不会。有时候我但愿这些东西全都走得远远的！干脆——消失！”朱丽亚笑起来，她以为那个女人也会跟着她笑；但那个女人只是冷冷地瞪了她一眼，在毛巾上擦干手就走了。朱丽亚过后才想起，那个女人不是别人，而是艾尔萨?黑森博格，是大名鼎鼎的维纳?黑森博格的亲戚。而维纳?黑森博格则是帕洛马山天文观察站著名的天文学家。她感到大跌眼镜。
朱丽亚望着洗脸盆上自己模糊的映像：“你真是个笨蛋，居然把她当作你自己！”
朱丽亚不愿意错过学术研讨会的下半部分。可是在回大厅的路上显然由于匆忙，拐错了弯。她发觉自己走进了一条气闷、太热的走廊，拐了一个弯，来到中心的厨房区后部。这里有几个身强体壮、系着白围裙的年轻黑人，闲散地围着一张桌子抽烟（抽大麻？还是哈吸吸①？朱丽亚的鼻孔里钻进了一股辛辣、刺鼻的气味）。黑人们见到朱丽亚，眼睛瞪得老大，显然全身都麻木了。
朱丽亚羞涩地说道：“对不起——看来我迷路了，我怎样才能回到会议厅呢？”
那些男人还不停地盯着她，似乎从来没有见过她这样的人。他们此时立正似的站了起来。最年轻的一个，瘦长个子，棕色皮肤，理了一个古怪的平顶，在接近颈脖的地方留了一圈毛发，他刺耳地咯咯笑着把烟藏到了身后。另一个皮肤紫黑的矮胖子，脖子粗，脸盘宽，满脸凶残，嘴唇看起来有点儿肿胀，朝朱丽亚咧开嘴，不怀好意地笑着。
他们认识我吗？我认识他们吗？
他们是不是在等我，此时此地，这么凑巧？
一共有四个黑人，都穿着白得耀眼的侍者工作服。雪白的牙齿，白森森的笑容。白森森的笑容里还夹杂着金光。那个最年轻的黑人左耳朵上戴着几个金耳环……如果这些耳环是个代号，那么，它们代表什么意思？朱丽亚看见这几个男人在交换眼色，狡猾而灵活地朝前挪。其中一个身高不下六英尺七英寸，皮肤黑得像黑檀木一样闪闪发亮的男人敏捷地闪到她的右边，挡住了她的退路，使她无法逃脱。
朱丽亚双手紧紧地抓住手提包。她挺直腰杆站着，尽最大的可能保持威严。她吓坏了，全身瘫软，但极力平静理智地说：“我——我看来拐错了弯。你们能帮助我吗？请你们帮帮忙。哪一条路是通往——”她住了口，不知道这些粗俗的黑人听不听得懂“圆厅”这个词，“——大厅的路？大楼的前面？”黑人们的眼睛瞪得更大，闪闪发亮，笑得嘴也歪了。“我在参加研讨宇宙构造的学术讨论会，实际上我的丈夫就是参加研讨会的一员，因此我不想落下一个字。他们在揭开宇宙的奥秘！人类对天体的概念正在经历彻头彻尾的大变革！因此，如果你们能帮助我找到回去的路，请——”黑人们像食肉的黑猫，脚下十分轻巧地朝她逼近，朱丽亚一边说着一边往后退。
朱丽亚突然惊慌失措，转身就跑，扭着了脚踝，差点跌倒，手提包飞了出去。最年轻的黑人抓住了她，他的手指头像钢铁一样坚硬，长得足以箍住她的腰肢。“不！求你们别这样！放我走！噢，求你们啦！”她乞求道，“我从来不歧视黑人，我发誓！我知道昆斯顿是白人的天下——但我没有——邻里之间的偏见！我丈夫是——”那个年轻的黑人尖声怪笑，把朱丽亚蛮横地推给他的一个同伙，这个同伙抓住朱丽亚的上臂，揪住她的头发，把她的头狠狠地一扭。朱丽亚用力吸了一口气，想要大声叫喊，但是做不到。她低声下气喘着粗气喃喃说道：“我的丈夫是——”
可是她头脑里一片空白。她记不起丈夫的名字，连她自己的名字也想不起来了。
那么，我不在，如果在？——我是谁？
朱丽亚?马特凌勇敢地和袭击她的人搏斗，尽管他们人多势众，而她又是个吓坏了的细弱女人，她准知道反抗是无济于事的。她叫不出声来，只能在心里默默地叫喊——别！别！求你们别！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吗？讨厌的嘴唇粗野地在她的嘴唇上磨擦，一巴掌打得她耳朵嗡嗡地响。她的乳房被抚摸、被挤压、被抓捏；屁股像揉白面一样被揉搓。不要，求你们不要对我动粗，不要在这里动粗！那几个男人高高在上，对她奸笑，发出一股原始的男人的汗臭——令人毛骨悚然！朱丽亚被他们推来搡去，从一个男人推到另一个男人，仿佛她是个猎物，或者是个活的篮球、足球——这边挨一掌，那边挨一拳，不管她怎么哭着哀求：不！不要！可怜可怜我吧！
但是那几个穿着白得耀眼的侍者服的黑人对朱丽亚?马特凌毫不怜悯。
就在这座大楼里，她杰出的丈夫正在高谈阔论宇宙的结构，探索宇宙的来龙去脉，而朱丽亚?马特凌的手腕却像被紧紧地铐上了钢铁的镣铐，项背也被勒住，她被拖进热气腾腾的厨房，像牛羊肉一样被灵巧的手小心地端到桌子上，与此同时黑手迅速地挪开果盘、色拉（研讨会后为参加会议的两百人准备的宴会马上开始）；此时朱丽亚歇斯底里地叫起来：救命！不要！求求你们！她的蓝色斜纹套裙被猛然撩起，裤衩被扯下来，手指戳进了隐私部位，周围都是狞笑的黑人，哼哼哈哈地尖声叫喊啊—嚯！哈！白×！咦！哇！朱丽亚头昏眼花只见血从鼻子里流出来，滴到油毛地毡制成的砖面上，她是不是有一颗牙齿松了？不要！不要！可怜可怜我吧！求求你们！可是他们毫不怜惜朱丽亚?马特凌，他们的手此刻放在朱丽亚一丝不挂的身上，把她紧紧按在桌面上，其中有一个骑在她的身体上，黑黝黝、因充血而肿胀起来的巨大的阴茎，像手提钻一样热辣辣地从毫无遮挡的屁股沟狠狠地、毫不留情地戳进肛门，戳进了女人柔嫩的体内，那地方从来没有被男人碰过，那个她忘了名字的丈夫更是肯定没有碰过——好一阵钻心的疼痛！
此时朱丽亚?马特凌终于吸了一口气喊出声来了，她喊呀，喊呀。
醒了。又一次躺在床上，躺在黑暗中，躺在乱七八糟、一股汗臭的被单里。
这么说，我不在，如果在——我是谁？
多么可耻。难于启齿。
朱丽亚对这个梦十分反感——那么栩栩如生，是在做梦吗？——把它忘了是对她最佳的办法。然而，第二天，第三天，虽然梦中的细节迅速地淡忘，恐惧感却挥之不去——似乎，不知怎的，这恐惧感始终存在于宇宙的另一个维度。
当然，朱丽亚决心在诺曼面前掩盖心中的狂躁，如果让诺曼知道，他会感到困惑不安。人心中狂躁，而能不发疯吗？朱丽亚心中纳闷，不知道人的狂躁是否能像那些她老记不住名字的亚原子的粒子一样穿过固体——是尾中子？还是微中子？——夹带着混乱，却又在观察得到的世界上激不起涟漪。
他永远不会知道。他会知道吗？
朱丽亚不记得细节了，也不记得梦的轮廓（只知道梦中的情景是发生在中心，这个地方是最不适合做噩梦的地点）。朱丽亚怀着女人的羞愧，内疚地意识到，她又一次给了一个或几个男人致命的影响。
无论是一个还是几个男人，只要动了她，就会消失。
她莞尔一笑。不，她不是笑——而是忧虑、不安。
我是“克”男人的女人吗？能下意识地置他们于死地？
她知道这一切都是荒唐的，纯粹是胡思乱想；然而，一天天、一夜夜地过去，她害怕睡觉，害怕黑夜对她施加的魔力。诺曼竟然没有看出蛛丝马迹——实在太幸运了！朱丽亚拼命保护他，像母亲保护有天才但患有隐性残疾的孩子一样。朱丽亚吻他的时候，迎接他的时候，或者在他即将离家，真像小孩儿一样惊喜地微笑着拥抱她的时候，她心里总是说：他永远不会知道。必须永远不让他知道。
朱丽亚同样下定了决心，无论多么恐怖，她必须不去想它，也不能影响她在昆斯顿艺术馆的工作。她毕竟是个职业妇女：难道不是吗？
然而，使朱丽亚感到沮丧的是，这样的情形到底还是发生了。即使是在艺术馆，在办公室的避难所里，无处不在的预感和害怕也来骚扰她。我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我身上在起什么变化？昆斯顿前沿科学研究中心主持召开的关于宇宙结构的学术研讨会结束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在那里真的开过一次学术研讨会），坐着办公的朱丽亚突然觉得脉搏跳得异常地快；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会把她吓得跳起来：电话铃响、走廊里说话的声音、艺术馆馆长叫她去馆长办公室（馆长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中年男子，注重仪表，为人狡猾，但绝对没错，是个同性恋者，对朱丽亚?马特凌和别的任何女人绝对不感兴趣）。
朱丽亚曾经无数次从艺术馆的保卫身边走过，但这一次从他们身边走过的时候，朱丽亚感到莫名其妙的眩晕，不敢抬头望他们，更不敢像往常一样对他们微笑，叫他们的名字，跟他们打招呼。不，别看他们。最好装作不认识。自从上次做了那个噩梦，（在中心的厨房里，但为什么是在厨房里呢？——而且袭击的人不止一个？）虽然现在已经不能完全想起来了，但脑海里时常不由自主地萦绕着这个想法：她具有莫名其妙的毁灭力。只要男人向她走过来，胆敢碰她，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会突然从内向外爆炸，然后：消失。
他们活该。畜生。
然而，朱丽亚并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不希望发生暴力，她肯定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她不是一个喜欢报复的女人，不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
那天早上，馆长安排她和一个在夏威夷出生的雕塑家见面，艺术馆准备给他的雕塑搞一个展览。朱丽亚一边通过阅读器紧张地审查那个人的幻灯片，一边礼貌地问一些表示友好的问题。她敏锐地感觉到那个人在注视着她，对她皱眉头。他坐在椅子的边缘，伸着头，一副寻衅滋事的样子。（或者这个人腼腆？笨拙？不善于交际？）朱丽亚眯着眼睛看着一艘用金属碎片拼凑起来的囚船，这艘庞大的囚船十分难看，令人恼火地恶心，却是该雕塑家展现其“艺术风格”的代表作。朱丽亚不知道该怎样想，怎么说。她脑海里一片空白。恐惧的浪潮在胸中翻滚，蒸腾。她的手动了一下，幻灯片像在镜子里一样，也随着她的手移动。捉弄人？看他的容貌有东方人的模样，却是个高加索人；他的皮肤黝黑，似乎是晒黑的。眼睛戴着眼罩。你是谁？我认识你吗？你认识我吗？
朱丽亚询问了雕塑家的背景，他粗声粗气地回答，只说一个字，然后就盯着她不吭声了。朱丽亚的桌面上有一盏铜灯，灯虽然不大，但是很重。她越来越害怕，偷偷地目测右手和那盏灯之间的距离。如果你胆敢。威胁我。此时她的脉搏怦怦乱跳，她知道那个雕塑家已经看出她的沮丧了。她擦了擦湿润的上嘴唇皮，那个雕塑家叹了一口气，揶揄地模仿她的动作，用斜纹布夹克衫的衣袖擦了擦额头。然后，四目相遇。
不。不要再发生那样的事情。永远不要。
那个雕塑家正要往前扑过来——朱丽亚觉得他要扑过来——朱丽亚猛地站起来，抓过那盏铜灯以便防卫，结结巴巴地说：“谢谢，你现在可以走了！你已经说得够多了！请你把幻灯片拿走！”那位雕塑家目瞪口呆，脸上的嘲弄和男子的傲气一扫而光，黑黝黝的皮肤变成了苍白色。
“快走开！马上走！快走！否则要你的命！”朱丽亚叫道。
雕塑家连忙把幻灯片放进粗呢布口袋，一溜烟地走了。
朱丽亚朝四周张望，望墙壁，望窗户，上下左右张望。一切都是那么熟悉，没有变样。一切都是老样子。她还呆在原地没动。的的确确在原地没动（全身颤抖地站在办公桌后面，那盏沉重的铜灯紧贴着胸口）。
这么说，我不在，是吧。如果在——我是谁？
她在抽泣，只要有人愿意帮助她，她会不顾一切羞耻向他敞开心扉。“大夫，我很害怕我会发疯。我相信自己的神经快要崩溃了——我临近疯了！”
费兹?詹姆斯大夫满怀同情但却心存疑虑地笑着问道：“‘临近’朱丽亚？”
朱丽亚视若无睹地盯着他。是不是用词不当？人可以临近一个时间点，临近一个空间，比方说临近深渊。可是人能够临近无形的精神崩溃吗？她支支吾吾地说：“大夫，我做这样的梦！这么丑恶、这么可恨、这么淫邪的梦！现在这些梦再也藏不住，它们在我的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这便是我最害怕的地方。”她意识到费兹大夫若有所思地望着她，于是停下来，用纸巾捂住眼睛。费兹大夫在昆斯顿是个口碑很好的医生；他不是精神病医生，也不是心理分析专家，但他是个很有名气的内科医生，是个为人和善、博见广闻、紧跟潮流、天生精明老道的人——在理解女人方面有特别的天赋。而且，十分巧合的是，费兹?詹姆斯大夫长得很像诺曼?马特凌：尽管举止不同，身材和体貌却十分相像。诺曼令人费解，好幻想；费兹?詹姆斯却是个十分警觉的人，几乎总是静不下来，一刻不停地提防着。朱丽亚觉得不等她说出来，他就会料到她要说什么话。“这些梦不是我自己的，真的——好像是另一个人的梦。一个疯女人的梦。”
“确实如此，朱丽亚！可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我怎么——知道？”
费兹?詹姆斯大夫合拢粗短的手指头，耐心地说道：“人在做梦的时候，是下意识的；因此不能肯定地知道梦中发生的事情，甚至连自己是下意识的都不知道。”他像对孩子，或对十分弱智的人一样微笑着说。“这是一个大家都熟悉的难题——我们醒着的时候怎样知道我们是醒着的？——证据在哪里？物质世界在我们看来是真实的——”他用指关节敲着桌子说，把神经绷得像一张弓似的朱丽亚吓了一跳。“——毫无疑问，它是真实的。可是——我们是否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身在其中呢？而我们又是谁呢？”为了制造生动的效果，他停了下来。朱丽亚开始感到很无助。“而当我们醒来的时候，朱丽亚——请原谅，朱丽亚——意识又涌上来，做梦的那个自我不可逆转地消失了。因此——我们怎么能知道那另一个自我？怎能知道那另一个自我制造出来的梦？
这人和诺曼?马特凌多么相像呀：一束束灰白的头发，宽脸盘，有点儿严肃的表情；擦亮的镜片后面一双浅蓝色的眼睛，对抽象的逻辑问题谈得头头是道，毫不动摇，不可逆转！但是，费兹?詹姆斯大夫比诺曼?马特凌小几岁，粗壮的身体结实而不肥胖，声音里的男子气概使朱丽亚既感到安慰，又感到不安。因为作为内科医师，他掌握了逻辑，但他是否也掌握了事实？
朱丽亚擦着泪眼，虽然有气无力，但却固执地说：“不管梦的是什么，大夫，不管我知道还是不知道，反正我非常不安。我害怕入睡；我感冒了，一直在发烧；我——在我工作的艺术馆闹出了误会，请了几天病假。我一天到晚只能做家务挨日子——但又不能被诺曼发觉有什么不对头。他全靠我支持，如果让他知道了，会毁了他。”这个事实一经说破，朱丽亚就明白这的确是事实，或许是她作为妻子这个事实的核心所在。费兹大夫点点头，显然他同意这个说法。朱丽亚颤抖着说：“我认为我能想起的梦中的情景都是——那么丑恶！那么令人厌恶！那么骇人听闻！”
朱丽亚嚎啕大哭。哈哈大笑。掩面而泣。
“得啦，朱丽亚，你们这些女人应该记住，某些所谓的‘事实’只不过是一晃而过的情绪，一时的神经错乱——像短命的蜉蝣，转瞬即逝。你的梦，亲爱的，因这些梦而产生的厌恶情绪都不是‘真实’的——所以并不重要。”费兹大夫还是和刚才一样同情地说，但语气里夹杂着疑惑。他站起来把朱丽亚领进诊室。
朱丽亚走进明晃晃的诊室，诊室里有诊所特有的一股寒气。她从小害怕体检，哪怕明明知道体检的必要性。如果我乖，如果我听话，会对我有所帮助吗？会爱我吗？她喃喃问道：“——不重要？”
费兹?詹姆斯大夫笑道：“不能与切身体会的事实相提并论。”
朱丽亚对此不能否认。她颤抖着手解开衣扣，把外衣脱掉，然后哆嗦着解开文胸，褪下裤衩——谢天谢地，费兹?詹姆斯大夫把目光转向别处了。在体检台上，有一件过于长大的体检服，她迅速套上体检服。如果我乖？如果我听话？她已经告诉大夫，她有点儿发烧；一连几天夜晚只能睡两三个小时；也没有胃口。她多么希望费兹?詹姆斯大夫查出造成身体不适的病因！——可以让她服药，这是最有效的解决办法。
朱丽亚躺在体检台上，光着的两条腿踏在足蹬上，大腿分开。费兹?詹姆斯大夫轻声说道：“挪上去一点儿，珍妮—朱丽亚！”她感觉到他呼在皮肤上的气息。如果我乖，乖，乖。如果我听话。朱丽亚不能掩盖因为不良的预感而浑身颤抖的事实：她既亢奋又害怕：她全身的隐私部分全都暴露在体检室毫不留情、明晃晃的灯光下，让费兹?詹姆斯大夫做专业性的详细检查。（为什么没有护士听候召唤？——但没有护士使朱丽亚感到欣慰。）头上的灯光和天花板在朱丽亚的眼里闪烁，朱丽亚的眼皮直跳。费兹?詹姆斯大夫压低声音，捏着嗓门说道“唔，亲爱的，可能有点儿痒——只是看看有没有瘤子的常规检查。”他开始用戴着胶手套的手按压、挤摸朱丽亚的骨盆区、小腹、肚子和乳房。朱丽亚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忍住。“噢！噢！”——她本来会尖声哈哈大笑，或者嚎啕大哭起来的。“噢——大夫！”
内科医师检查得十分彻底，又把整个程序重复了一遍，而且比第一次更加用力。
“噢！——大夫！”朱丽亚咬着下嘴唇皮叫道。
“很好，很好，”费兹?詹姆斯大夫说道。他头上冒汗，像气球一样的圆脸俯瞰着朱丽亚，脸上蒙着一层油。“现在，放松——我们要看看你的子宫，然后做个阴道抹片检查，”尽管朱丽亚料到检查子宫会很不舒服，很痛，但她仍然努力放松。她恐惧地看见离她不远的地方放着一个托盘，里面装着闪闪发亮的器械：几把手术刀，其中有一把跟剖牛的刀一样长；一个古怪的工具，其模样像用来刮冰激凌的铲子；一个像搅蛋器一样的工具；还有一个头部可以扩张的扩宫器。听话，如果我听话。会爱我吗？会得救吗？她全身挺直，牢牢抓住检查台的两边，没有支撑的膝盖抖得厉害。她本能地把膝盖合拢，可费兹?詹姆斯大夫虽然不用力却坚决把她的膝盖分开来。
“喏，亲爱的，有点儿痛，只是有一点点痛，”他一边说，一边从托盘里挑出那把冰激凌铲，然后就从朱丽亚的视线内消失了。
朱丽亚屏住呼吸。她感到手指在她的阴唇周围抚摸——不痛，真的，但是她立刻紧张起来。费兹?詹姆斯大夫低声责备道：“亲爱的，放松！放松对你很有好处。”她听得见他的呼吸声，这呼吸声使她想起诺曼鼻窦堵塞时发出的声音；她努力照大夫的话做。别动。别冒失。我是谁，在这里？停了一会儿；然后是金属的碰擦。朱丽亚吸了一口气想要叫喊，但喊不出声来。突然子宫颈、阴道和阴门一阵刺痛，痛得十分厉害，是她生平从来没有过的刺痛。
不要！不要！——朱丽亚企图滑下来躲开费兹?詹姆斯大夫，但费兹?詹姆斯大夫的左手紧紧抓住朱丽亚的臀部，不顾朱丽亚的挣扎，把器械无情地越插越深；全身又感到一阵新的疼痛；朱丽亚糊里糊涂地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伸出手来找东西自卫——动作十分敏捷地一把抓过了那把和屠宰刀一样长的手术刀，刀把拿在手里正好合适。她尖叫着喊道：就是现在！就是现在！现在就发生那种事情了！她猛地把刀一挥，向惊呆了的那个人刺去，那人的名字她已经记不起来了。只见鲜红的血液从颈部的大动脉喷涌而出，溅到他那件白大褂上，溅到他的脸上，溅到他上下左右乱动的手上。我警告过你：现在可好！现在可好！那个侵犯她的人趔趄地往后退，惊得目瞪口呆，撞到了放着托盘的桌子上，托盘里装着亮闪闪的器械，然后——
消失了。
朱丽亚?马特凌又一次头昏脑胀、毛骨悚然地醒过来，看见自己——在什么地方？
在床上，在她多年居住的房间里，在乱七八糟的被单中，这一切都洋溢着恐惧。腰痛，两个奶头也痛——事情是怎样发生的？
深夜。她独自一人。她用颤抖得十分厉害的手把床头灯打开（手上是不是沾满鲜血？没有），朱丽亚看见时间是凌晨3:20。诺曼还没睡，在屋子里另一个地方工作。
那么，我不是在这里，是在这里吗？如果是在这里——我是谁？
这是在艺术馆出了洋相的那天夜晚。误会涉及那个夏威夷出生的雕塑家，他对朱丽亚做了还是没做“威胁”的手势……大家一致认为该让朱丽亚休病假。
朱丽亚浑身哆嗦着从床上爬起来（床上有血迹吗？没有）；到隔壁的浴室里洗澡，她把水开到能承受的最高的热度，最大的冲刷力。那个把她惊醒的、丑恶的梦她已经记不起来了。但她似乎知道侵犯她的人是某个她认识的人，此人穿白大褂。他极大地伤害了她：像别的伤害过她的人一样：消失了。
朱丽亚痛得全身发僵，但她莞尔一笑。去哪里了？
房门推开了，朱丽亚吓了一跳，抬起头来。诺曼站在眼前，一脸困惑，不以为然的样子，他的头发一簇簇竖起来。“朱丽亚，你在干什么呀？——在凌晨这个时候？”他有十足的理由感到烦恼不安：诺曼?马特凌刚刚独自做完工作，刚刚从银河系、恒星、原子、夸克、轻子、宇宙初期的混饨状态中抽身出来，终于准备就寝了。而他的妻子在什么地方呢？
他盯着她看的样子多么古怪。朱丽亚一丝不挂，诺曼从来没有见过她这个样子。她白亮的身体，小巧的身段，湿亮的乳房，小腹下几乎看不见的阴毛。朱丽亚对着他微笑的模样也很古怪：是一种嗔怪、挑逗、煽情的淫笑：她向他举起胳膊，膝盖也向上抬起来。
朱丽亚听见自己小声地暗示着说：“你以为我在做什么，诺曼？”
可怜的比比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心满意足地一觉醒来，听见另一个嘶哑、不畅的呼吸声？这样的感受可不痛快，我可以告诉你！
不久前的一天夜晚，我和我的丈夫被比比吵醒了，可怜的家伙——我们发现它的时候，它不是躺在地下室自己温暖舒适的破窝里，而是躲在一个黑暗的角落。看来我们已经晚了，比比要死了。
可怜的家伙！——几个星期以来，它一直受着病痛的折磨。自从它来到我们家和我们住在一起，动不动就呼吸道感染，这是一种基因的毛病，父辈难辞其咎，但现在说这些责备的话有什么用？比比本身也有许多该责备的地方。我俩，我和我丈夫当中的一个会发现比比行为古怪，咳嗽，喘息，厌恶地把食物推开，于是就说，或许我们该带比比去检查？——另一个表示同意。是的，我们该带它去检查。可是狡猾的比比偷听见了，猜到了我们的意思，又设法好了几天。由于强迫比比干它不愿意干的事情只会在全家引起混乱——去年春天，就是为此在我的左手背留下了一个伤疤，至今伤疤还在——所以我们一直拖延下来。
我敢发誓，一连几个星期比比似乎支撑下来了。
当然，跟比比在一起是容易受骗的。这是从比比一来到就存在的问题。
我记得，起初我们十分幸福，虽然那是很久以前。我和我的新郎可望一辈子天天都过上幸福的日子。我相信一定会是这样的，假如我们没有心软，没把比比带回家和我们住在一起的话。那么就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会按照年轻人的想法不顾一切地把我们的幸福扩大到三个人。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自从比比来到我们家以后？——那是个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快乐、最活泼、最天真、最高兴的动物！大家都对它欢闹的滑稽动作、不知疲倦的高昂情绪赞叹不已。许多人羡慕之心溢于言表。亲爱的比比！——神奇的生命之火本身在它身上不灭地跳动，在那些日子里，它的眼睛明亮，目光炯炯，闪烁着微弱的虹彩，变换出琥珀的色调。别致的小“纽扣”鼻子粉红、湿润、冰凉——它用鼻子爱抚我的光脚丫子的时候，我浑身起的那些鸡皮疙瘩！我们抚摸它的时候，它竖起耳朵，毛皮上摩擦出的静电劈里啪啦地响，它尖利的小牙齿雪白闪亮——你可不敢挨近比比的牙齿粗暴地挑逗它。
比比！比比！当比比像疯了似的在草坪上乱跑乱叫的时候，我们总是拍着手，大声叫喊（我们笑得多么欢快，尽管也许并非那么可笑！）。在屋里，比比不顾我们禁止，爬到楼梯上，然后头朝下滚下来，尖利的爪甲刮擦着光滑的地板，以此找乐子。比比，你真是个调皮的小男孩！——啊，你太可爱了！
我们原谅它，老人们敦促我们要对它严加管束，可我们不忍心。它把热乎乎的脸贴到我们的脸上，急切地想知道我们多么爱它，而且只爱它一个，这时候，我们的心就软下来了。
当然，在最初的几年，我们的确如此。
***
后来，情况似乎无情地急转直下，比比再也不年轻了，也不再活泼健康。再也不是我们顽皮可爱的小男孩了。
如果它突然咬我们——如果它的牙齿咬进了我们的肌肉，流出血来——就不那么容易得到原谅。
如果给它食物它不愿意吃，或者狼吞虎咽地把食物吃掉，那样子叫人看着恶心，然后又呕吐，吐出来的东西滴得满屋子都是——那我们越来越经常把它放到地下室，越来越不愿意看见它，难道是我们的过错？
（地下室并非阴暗、潮湿、对健康有害的地方。用破布片给比比做的窝搁在壁炉旁边暖和的角落里，实在是很舒适的）。
即便是这样，我们也没有对它置之不理。要对它置之不理确实不容易！——它呜呜地叫着用爪子抓挠地下室的门，它总是把我们当中一个人的东西搞得乱七八糟（通常都是我的），每天早晨都得打扫。
可是跟比比生气的时间总不会长，看见它仰卧着笨拙地翻滚，露出肚皮，似乎还记得过去是怎么玩乐的，当它用充溢着粘液的眼睛看着它的男女主人的时候，眼神里流露出动物无言的哀伤、动物的委屈、动物的害怕——当我们看见这种神情的时候，没错，我们还是爱着它的。
多么痛苦，这样的爱！
因为这更清楚地说明，比比的日子不多了。
我们不能让它遭罪，我们当中的一个人说。而另一个人也说，不能。上帝发发慈悲，我们不能让它遭罪。
我俩相拥而泣，比比无言地望着我们，十分害怕。
于是就发生了那天晚上我们被从梦中粗暴地惊醒，我和我丈夫作出了决定。第二天一大早，太阳还没有完全升起，我们就轻轻地溜进地下室，惊醒了躺在黑暗冰凉的角落里的比比。我相信比比躺在那里是为了发泄心中的气愤。我们迅速地用一条旧毛毯把它裹住，把它的四肢捆绑起来，使它不能挣扎。幸好它已经十分衰弱，无力拼命挣扎。
然后我们把它抱进车里，把它放在我的腿上。我丈夫开车去几英里开外的宠物之家兽医院急诊室。这个诊所我们曾经无数次经过，注意到这家诊所是二十四小时全天候急诊。
比比，好比比，乖比比，我喃喃说道，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相信我们！可是比比只管呜咽、抱怨、咆哮、流口水；混浊的眼睛在脑袋上滴溜溜地转，看着真难受。
我们来到宠物之家兽医院急诊室惊奇地看见，一大清早宽阔的停车场就出乎意料地几乎停满了汽车（这时还不到早晨七点钟）。屋里，像仓库一样的候诊室挤得满登登的，竟然没有一个空的座位！幸好我们在接诊处报名的时候恰巧有一对夫妇被叫进诊室，空出两个座位来。
宠物医院忙得不可开交！——又热，空气又不流通，气氛十分压抑，令人十分不快。比比开始呜咽，扭动，但太虚弱，不能淘气。
显然，比比已经有些时候没有吃东西了，这可是我们有福，因为比比会由于惊慌或者为了泄愤而呕吐，把我们一身弄脏，或者发生更加糟糕的事情。
于是我们就坐着等待。算我有远见，把比比用毛毯裹起来，只露出耳朵。我的本意是保护这个快死的可怜虫，以免陌生人饶有兴趣地盯着它看——我很讨厌他们注视我和我的丈夫抱着这个虚弱、扭动的东西。
于是乎就有这么多男男女女，像我们一样已婚的夫妇，带着生病、令人烦恼的动物坐在候诊室里。好一片嘈杂声！狗吠、猫叫、呜咽、呻吟、狂吼，惨不忍闻。到处是热病，各种气味混合在一起，难闻极了！候诊室很大，从外面看，在荧光灯的照射下，一排排座位看不到头，可你根本料不到它是如此之大。
我丈夫悄声问道，要不要我抱一会儿比比？我让他放心地说，噢，不要，这个可怜的东西已经不重了。丈夫擦了擦眼睛说，它生病以来，表现得很勇敢，是不是？我的眼泪快要涌出来了，因此小心谨慎地说，我们都很勇敢。
终于叫到我们的名字。我们站起来的时候，比比最后无力地挣扎了一下，可我紧紧搂住它。一切都会很快好起来，比比！——我向你保证。要相信我们！
我们走进诊室的时候，陌生人的目光一直跟着我们。可我把比比包得好好的，让它暖和地裹在毛毯里，确保它不让人瞧见。可怜的小亲亲！这么勇敢！
一个年轻的女护士把我们迅速地领进诊室，她身上穿的护士服有一股血腥还是粪便的气味。诊室里没有窗户，灰色的墙壁没有粉刷，也没有铺地板，十分阴沉。天花板很高，荧光灯十分刺目；诊室内散发着灼人的消毒剂的气味。这位年轻的女护士办事效率很高，她爽朗、机械地吩咐我们把比比——“你们的病人”放到诊室中央的一张金属台桌上，我们照办了，叫我们把毛毯拿开，我们也照办了。这时，兽医嘴里轻轻地哼着口哨，走进来了。他用纸巾擦了擦手，然后把纸巾揉成一团，随手把纸巾扔进一个快要满出来的垃圾筐里。他很年轻，在看比比之前，对我和我的丈夫评头品足地打量了一番，其目光粗野得令人震惊。
此时我和我丈夫已经精疲力竭，耐心越来越小。我们对大夫解释说我们已经等了好几个小时了；我们急匆匆地赶来，就是希望尽快地给它一个仁慈的结局，让它不再受罪，可是，到目前为止，比比只是更加痛苦。
比比哆嗦着躺在冰凉的金属台子上，露出松弛没毛的肚皮；肋骨和盆骨惨不忍睹地突出来。在此之前我没有意识到比比掉了这么多肉，此时感到有点儿羞愧——似乎比比落到这步田地都是我的错。它的眼睛结了一层干了的眼屎，但仍然在眼眶里紧张地乱转。如此说来，这可怜的畜生听见了，而且明白我们所说的关于它的每一句话。
大夫，我和我的丈夫求你——你瞧它那样子！你愿意帮助我们吗？
年轻的大夫盯着比比，脚下生了根。突然不吹口哨了。
大夫——
兽医仍然盯着比比不动。不错，比比的样子实在可怜。可是，作为大夫他一定看出更加糟糕的情况，糟糕得多的情况？为什么他这么盯着比比看——这么满怀狐疑地看着比比？
他终于转身对着我和我的丈夫，声音颤抖着说，你们开什么玩笑？
我丈夫是个直来直去的人，被他盯得局促不安，结结巴巴地说，开玩笑？——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大夫？
兽医一脸厌恶，怀疑地望着我们说。你们把这个东西带来给我究竟用意何在？你们疯了吗？
我和我的丈夫一头雾水，开始感到绝望。我们说，为什么，大夫，我们想——让可怜的比比有个仁慈的结局，解除它的痛苦。你看不出它很痛苦吗，它已经没救了——
可兽医横蛮地说。我的上帝！我简直不能相信！
大夫？——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就不能让它——睡觉？
我一直怀着心痛欲裂的心情向你们述说，可怜的比比无助地躺在我们眼前。气喘吁吁，浑身颤抖，苍白的嘴上挂着一串冒泡沫的唾液。我吃惊地看到它的眼睛已经不再是琥珀色，而是病容的黄色，像得了黄疸病。它的耳朵里面，以前是粉红色，干干净净的，现在也变黄了，而且结了一层耳屎。让它见证了这样的惨象是多么的残酷！
兽医和他的助手嘀嘀咕咕地商量。那个年轻的女护士也惊吓地盯着比比——似乎她有权做出判决。
我丈夫已经失去耐心，斗胆打断他们的谈话。大夫？——究竟出了什么岔子？毕竟我们是要付钱给你的。程序并不麻烦，你一直在帮别人这么做——为什么不帮我们呢？
可是大夫却毅然决然从比比的身边走开了，也毅然决然地不再理睬我们，似乎我们再多停留一分钟都让他受不了。不行，他说。把它拿走——从这里弄出去，马上拿走。我们当然不干。
我丈夫顽固而又气愤地又把刚才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你为别人做这样的事情。大夫——为什么就不帮我们呢？
我泪如泉涌，也插嘴说。噢，大夫是呀，请你说说——为什么就不帮我们呢？
可是大夫已经对我们腻烦了。他干脆大步流星走了出去，随手关了门。我们的话像难闻的臭气一样在空中缭绕。一个有权威的人，怎么能在别人来求助的时候，表现得这么残忍？——这么的没有职业道德？
我和我的丈夫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又望望比比。我们两个，由于变成了三个而丢掉了清白无辜。出了什么岔子？犯了什么错误？——有什么严重的误解？
可是只有比比躺在冰凉的金属台子上，忍受着致命的痛苦，在毫不放松警觉的荧光灯下看着我们，听着我们说的每一个字。
大夫的助手把比比肮脏的毛毯递给我们，那模样似乎这张毛毯已经受到污染。你们可以从这扇门出去，径直走进停车场。请吧。
于是乎（我知道你们也会批评我们毒辣），我们只好自己动手。我们做了不得不做的事。
因为，毕竟是社会负了我们。我们有什么办法！
离宠物医院五十英尺的地方是一条很深的排水沟，里面流淌着黑乎乎的水，上面像梦的碎片飘浮着一缕缕清洁剂的泡沫。我和我丈夫眨眨眼睛，压下泪水，忍住心头的难受，颤抖着把比比抱到沟边，决心帮这个可怜的家伙解除痛苦。
我们甚至用不着商量。不，我们不可能把比比带回家去。我们再也受不了了！
因为我们的年岁也在增长，如果说还没有变老，也岁月日增。我们也会青春不再，随着青春逝去，精力日衰。
我们曾经有望永远幸福快乐，可已经遭受了足够的痛苦。
然而，我们即使在最可怕的梦魇里，也料不到我们心爱的比比会有如此的下场。这件非做不可的事情如此令人心碎，是对肉体严酷的令人厌恶的折磨——把可怜的比比硬塞进那冰冷、污秽的水里，把它的头按下去！它多么凶恶，多么野蛮地和我们搏斗！——它曾经装得那么虚弱！——它，我们心爱的比比，和我们生活多年的比比，变成了陌生人，变成了敌人——变成了畜生！过后想起它来，我们才知道它一直把自己最深、最秘密的本性隐藏起来。我们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它。
比比，不！我们哭了。
比比，听话！
淘气的比比！坏孩子！听话！
挣扎持续了至少十分钟，实在令人惊讶。我永远永远不会忘记。我，这么爱比比的人，为了慈悲，被迫做了它的刽子手。而我可怜的亲爱的丈夫，一个最高雅、最文明的男人，突然大发雷霆——因为比比很久不愿意死去——你可以想象周日早上，在郊外的地里，他发着牢骚、骂骂咧咧，额头上青筋突出，在沟水面上按着那个又踢又抓、拼命扭来扭去的动物的样子。你想想看！
人在绝望的状态下要做的事，会使我们很快忘记自己干的是什么勾当。
而你们，你们这些该死的伪君子——你们会怎样对待你们临死的动物？？
感恩节
父亲小声地说：“我们要为你的母亲采购和做一些杂七杂八的事情。你知道她身体不好。”
我马上问道：“她哪里不舒服？”
我想，我知道。也许知道。已经三天了。问题是哪个父亲会期待十三岁的女儿做什么事情。
我的声音也是十三岁孩子的声音。干巴巴、懒洋洋、半信半疑的声音。
父亲似乎没有听见。跟爱听钥匙叮叮当当响的人一个样，他把裤子往上一提，小卡车的钥匙叮叮当当地响。“我们就是要做这些事情。我们要给她一个惊喜。说了就做。”他扳着指头一边数，一边眯眯笑。“感恩节是星期四，后天。我们要给她惊喜，使她能早点开始。”但他沙砾色的眼睛只在我身上转，却对我视而不见，眼里流露出迷惑的神情，似乎我这个站在他面前，两腿长、一把骨头、前额上疙疙瘩瘩布满丘疹的女孩对他而言，只不过是不远处的一棵小松树或者是我家屋外墙上一块米色的沥青砖。
父亲点点头，严肃而欢乐地说：“是的。她会见到的。”
他舒了一口气，爬上停在车道旁边的卡车，我爬上卡车的乘客座位。我们打火发动卡车的时候，天刚擦黑。你得快点从家里溜出去，否则一群狗就会奔出来，狂吠乱叫吵着要跟着去——说得一点也没错，一听见卡车门砰地一声关上，福克斯、惕基、巴克这几只有谢特利血统的猎犬就奔出来跟在我们后面吠叫、哀号。我最喜欢福克斯，它也最喜欢我。它还不到一岁，但体长，肋骨外露，大眼睛水汪汪地望着我，似乎不带她走就会使她心碎。可讨厌的是，你上学、有时候去教堂就不能带上这些该死的狗，你进城的时候肯定不愿意别人在你背后指指点点，笑话你是一个尾巴后面老是跟着一群狗的乡巴佬。“回去！”我对狗吆喝着说，可这些狗只管吠叫，父亲把卡车开出车道，鹅卵石在我们身后飞溅，这一群狗在卡车旁边一边跑，一边叫得更凶。好一阵喧闹！但愿母亲听不见。
看见福克斯被我们落下，我感到有点儿内疚，于是用指头戳戳父亲，问道：“为什么不可以把它们放在后厢，带上它们呢？”父亲则用对傻瓜说话的口气对我说：“我们是去为母亲采购，你的头脑去哪里了？”
这时，我们已经开到路上，父亲一脚把油门踩到底。旧卡车的挡板哐啷哐啷地响，仪表板上的指针古怪地一跳，卡车像我俩谁也挡不住的蟋蟀一样冲了出去。
狗跟了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巴克跑在最前面，福克斯紧跟着巴克，扇着长耳朵，伸出舌头，好像天气很热而不是快有霜冻的十一月天。听着这一群狗这样狂吠乱叫——声音又大又焦急，似乎我们永远不会再回来，一种奇怪的感觉油然而生。像想笑，却又想哭。像被挠痒痒，挠得太厉害，开始感到受了委屈，不管挠你的是谁，反正对你都是一个样。
不是因为再也没有人挠我的痒痒。我都这么大了。想来已经有好多年没被挠过痒痒了。
狗被抛得越来越远，直到我在后镜里再也看不见它们。犬吠的声音也听不见了。父亲还是开得很快，该死的路面坑坑洼洼，我嘴里的牙齿直打架。我不会蠢到叫父亲开慢点，也不叫他开前灯（几分钟后他把车前灯打开了）。他身上散发出烟草、啤酒和他用来把手上的油腻洗干净的铁灰色肥皂的难闻气味。还有另一种我说不出名目的气味。
好像我一直在和他争论，父亲说：“你母亲是个好女人，她会挺过来的。”
我不喜欢这样的谈话。在我这个年龄，你是不愿意听大人谈论别的大人的。于是我就发出不耐烦的咕哝声。不是给父亲听——他根本不在听。
进城要走十一英里。一旦开上铺了路面的公路，父亲就把里程计的指针调到每小时正好六十英里。尽管如此，还是花了很长时间。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呢？我出来的时候没有穿夹克，只穿了一条牛仔裤，一件格子花呢羊毛衬衫和一双靴子，所以冷得直发抖。西边群山后面的天空一片火红。我们得开过尤维尔河上那座摇摇晃晃的长桥。小时候，每当走过那座桥，我总会被吓得紧紧闭上眼睛，直到踏上坚实的地面。现在我不会再让自己闭上眼睛。我已经长大，不至于胆小得跟小时候一个样。
我心里料到会出事。也许在城里。或者在我们回家的路上。
父亲径直朝那座摇摇晃晃的旧铁桥中间开下去，好在左边的车道没有迎面驶来的汽车。我听见他一面想，一面喃喃地念叨：“优惠券？在抽屉里？天哪。忘记看抽屉了。”我一言不发。因为他俩当中无论是谁在我面前自言自语都会使我生气，就像有人翘起鼻子对你视若无睹。
（我也知道父亲在说什么：母亲把购物优惠券放在厨房的抽屉里。母亲到A&P超市购物总是把一大叠优惠券放进钱包。宣称几年来节省了几百美元——！而我却认为，成年的妇女就喜欢从报纸的广告上剪优惠券，或者把手肘一直伸进巨大的洗衣粉箱子或者装狗食的箱子里摸价值只有十二美分的优惠券，乐此不疲。你想想这个情景。
然而，感恩节有很多优惠券。火鸡“大降价”，还附加赠品。但是今年我们家没人注意这些东西，更别说把这些优惠券剪下来存起。）
进城走的主要是下坡路。往谷底开。从总是比较冷的山麓驶出来。在远处的那一边，尤维尔河看起来像挤在中间，一条条陡峭的街道直冲河边，从远处看，这些街道几乎和看上去风平浪静的河面垂直。我开始有了有时进城的那种紧张的感觉。我想，我穿得不合适，或者仪表不好——我的脸，我纠结成一团的头发。我还没来得及制止，父亲在桥面的坡道上拐错了弯，我们只得在不熟悉的街区里行驶：人行道边是一排排又高又窄的房屋，有些房屋封起来，没有人住，街上往来的车辆稀少，路边三三两两地停着没有轮胎、生锈了的旧车。空气中有浓浓的烟气，还有烧焦的气味。西边十分遥远的地方只剩下一抹残阳。夜这么快就降临了，使我们哆嗦得更加厉害。A&P超市就在前面，可是——发生什么事了？这里的烟气和烧焦的气味很浓，你看得见超市的前面一片焦黑。沿店面的一排窗户上的平板玻璃嵌着东一块西一片的夹板。贴在玻璃上的特惠商品海报上面写着：熏肉、香蕉、火鸡、酸果、鸡蛋、上等腰肉牛排等，从玻璃上掉下来，超市本身看上去也显得小了，没那么高了，似乎屋顶塌了下来。但里面有人活动。虽然灯光闪烁不定，光线微弱，但灯是亮着的。人们在里面购物。
父亲从齿缝里吹出口哨。“噢，见鬼，”可他还是把卡车开进了停车场。“我们还是要进去购物，而且要把东西买到手。”停车场里只有五六辆车，和我记忆中的停车场不一样，更像一片没有开垦的土地，野草从地缝中钻出来，还有高高的蓟草。在停车场那一边没有一样熟悉的东西，没有别的建筑物，没有房屋，只有一片黑暗。我小声说道：“我不想进去。我害怕。”但父亲已经把他那边的车门打开，我也只好打开我这边的车门，从车上跳下来。在这里烟气和焦味十分强烈，刺痛了我的鼻子，熏得我的眼睛涌出了眼泪。这些气味还掩盖着另一种气味——湿土的气味，东西腐烂的气味，垃圾的气味。
父亲咧嘴冷冷一笑：“我们要像往常一样过感恩节。什么也不能改变。”
自动门失灵了，我们只得费了一点劲用手把入口门打开。里面潮湿的冷空气扑面而来——是一股久未清洗的冰箱散发出的气味。我强忍住一阵呕吐。父亲小心谨慎地嗅了嗅空气。“噢，见鬼！”他又喃喃地说了一句，似乎在开玩笑。商店的后半部漆黑一团，但前面有亮的地区，有几个人，主要是妇女，推着购物车购物。八个收款台只开了两个。收款的女出纳看上去面熟，但比我记忆中显得老，嘴唇苍白，愁眉苦脸。
“我们动手了！”父亲强挤出满面笑容，从一列购物车中抽出一辆。“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把东西买好。”
手推车的一个轮子每转几圈就卡住，但是父亲不耐烦地用力把手推车往商店里明亮的地方推。那里碰巧是卖鲜货的地方，母亲购物总是先从这里开始。可这里大大变了样！——大多数货箱、货架都是空的；有些已经破碎，有几行过道被一堆堆碎木片堵塞住。地面坑坑洼洼。苍蝇嗡嗡地飞舞。一个红脸膛的男人身上穿着一件肮脏的白色工作服，头上戴一顶像肉饼一样的帽子，帽子上印着红字：假日大贱卖！他洋洋得意地从货箱里抓出几条莲藕，漫不经心地往货架上一扔，几节莲藕掉到他脚边肮脏的地板上。
父亲推着歪歪扭扭的手推车朝这人走过去，询问他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鬼事情，火灾？——可那个人却没望他一眼，只是气愤地一笑了之。“不是的，先生！”他摇着头说，“照常营业！”
父亲尴尬地推着手推车往前走。看得见他脸红了。
男人最不喜欢的就是当着孩子的面遭到另一个男人粗暴的对待。
父亲问我感恩节母亲打算做几个人的饭。我们两人数起来。八个？十一个？十三个？我记得，或者我想，母亲的姐姐今年要和她全家人一同来（她丈夫和五个孩子），但父亲说他们不会来，因为没有邀请他们。父亲说跟往年一样，莱恩叔叔一定会来，可我告诉他莱恩叔叔不会来了，难道他不记得莱恩叔叔已经死了吗？
父亲眨眨眼睛，把手放在长满胡须茬子的下巴上，笑着说：“天啦。我想的确如此。”他的脸更红了。
我们就这样数着，把手指头全用光了，也没数出个所以然。父亲说那就按最多的人数购买，以防他们都来。如果办得不妥，母亲会焦躁不安的。母亲购物总是带一张用铅笔写得整整齐齐的清单：把它拿在手上，一眼就看得清清楚楚，让我在店里跑来跑去拿物品，而她则慢慢地跟在后面察看价格，把我没拿到的东西拿齐全。察看价格很重要，母亲说，因为价格每个星期都不同。有些商品是特价的，降了价；而有些商品则提了价。但便宜的东西如果损坏了，或者腐烂了，那就算不得便宜。快要损坏或者不新鲜也不划算。他事先没有打一点招呼，突然抓住我的手问道：“你带了购物单吗？”我说没有，他就像孩子一样把我一推，说：“你为什么不带！”
在闪烁不定的灯光下，父亲的脸上有一层油腻。尽管很冷，他的衣服下面似乎在冒汗。
“我根本没看见什么购物单，”我可恶地说，“我根本不知道什么鬼购物单。”
如果母亲要做色拉，我们就得买莲藕。我们还得买土豆，把土豆碾压成土豆泥，买洋芋，把洋芋烤熟；买酸果放进酱油里，买南瓜做派，买苹果做苹果酱；我们还得买胡萝卜，买豆子，芹菜……可我找到的莲藕最好的那几节也是又枯又黄、好像挨虫子咬过。“把这些莲藕放进车里，往前走，”父亲在袖子上擦了擦嘴巴说，“我会告诉她，这是我们找得到的最他妈的好的莲藕。”说完，他让我在坑坑洼洼、又湿又滑的地面跑来跑去，尽力在一箱几乎全都发黑了的土豆里拣出十几个好的，找一个没有变软、还没有开始散发腐臭气味的南瓜，挑几个没有干瘪生虫的苹果。
一个圆脸的女人，嘴上涂着鲜亮的桔黄色口红，伸出颤抖的双手，正要把最后一个好南瓜拿走，可我从她的手臂下面钻进去把南瓜抓走了。她目瞪口呆，转过身来盯着我。她认识我母亲吗？我假装没有看见，把南瓜放进我们的车里。
鲜货的后半部被隔开了，因为有的地方地板已经坍塌，我们只得从原路折回。那辆购物车更不灵活了，时常卡住，父亲骂骂咧咧。母亲还需要什么？醋，面粉，炒菜的油，糖，盐？做火鸡填料的面包？我闭上眼睛，尽力想象我家厨房的情景，想那个需要清洗的冰箱里面，想蚂蚁在暗地里奔忙的厨柜架子。这些地方都空了，还是差不多空了——自从母亲上次采购以来，已经过了很多天。但超市里摇曳的灯光分散注意力。附近有滴水的声音。父亲高声对我说：“这一行？有没有？需要的东西——”他呼吸急促，鼻腔里冒出蒸腾的热气，斜眼看着用纸箱、铁罐堵塞了一半、半明半暗的地方说道。
我对父亲说：“我不想去。”父亲则对我说：“母亲就靠你啦，姑娘。”我听见自己哭了，气愤地说：“母亲靠的是你。”可他把我一推，我脚下一滑，进了地面的水坑积水两三英寸深的货廊。我的鼻息也冒起烟来。我趔趔趄趄、飞快地从货架上抓下任何我们也许需要的东西。既然买不到新鲜的苹果，母亲会需要苹果酱罐头，是的，也许还要奶油玉米，菠菜罐头？甜菜？菠萝？青豆？在一个几乎全空的货架上，有金枪鱼罐头，罐头盒变了形，渗漏。发出一股强烈的臭气——也许该拿几罐留到下个星期？再拿一大罐堪贝尔猪肉豆：父亲爱吃堪贝尔猪肉豆。
“快点！怎么回事！我们不能一个晚上泡在这里！”父亲双手在嘴边合拢，从货廊的那一头叫道。我收集好罐头食品，把罐头抱在胸前，可是有几罐掉了下去，我只得弯腰把它们从散发着臭气的水里捞起来。“该死的，你这个女孩子！我说要快！”我听出父亲的声音里有我从未听见过的害怕。
我哆嗦着跑回父亲身边，罐头哗啦啦掉进手推车里。然后我们推着车往前走。
下一列货廊里漆黑一团，用麻绳松垮地围着……地板上有一个大坑，足足有一匹马那么大。头上有的地方顶棚也没了：可以看见屋顶和裸露的横梁。一滴滴铁锈水从横梁上滴下来，像子弹一样沉重。这里的货架上满满地堆着洗衣粉、洗洁精、洁厕剂、杀虫喷雾剂、灭蚁灵。一个穿绿色风衣的女人越过封锁线，想拿一盒什么东西，在大坑边站立不稳，够不着，只得放弃。我希望父亲别让我走进那条货廊，可他指着里面，坚定地说：“——我想，她需要肥皂，要洗碟子，要洗衣：去吧——”于是我知道别无选择。我侧身走进去，尽量挨着大坑的边沿走，先抬起一只脚，跨一步，再换另一只脚。恨不得把自己变得更瘦一些，连大气也不敢出一口。沾满铁锈的水滴在我的头上、脸上和手上。别往下看。别看。我尽量探身出去，伸长手，用手指头去够一盒洗衣粉。货架上有常规装、优惠装、大包装、特大包装、超大包装各种规格，我拿了一包优惠装，因为它离我的手最近，尽管重，却不算太重。
我又设法拿到了一盒洗洁精，回到斜倚在手推车上的父亲身边。父亲敞开了夹克，把手放在胸前。我笨拙地把洗衣粉抛进车里，洗衣粉的包装袋裂开了，散发出酸气的银白色粉末洒到莲藕上。父亲骂着扇了我一个耳光，这一掌打得我耳朵里嗡嗡响，或许鼓膜都给震破了。泪水哗哗地流下来，可是我如果哭出来，我就不是人。
我用袖子擦干眼泪，嘟哝着说：“她不要这种破东西。你明知道她要什么不要什么的。”
父亲又打了我，不过这次打的是嘴巴。我脚跟没有站稳，身体往后一晃，嘴里有一股血腥的味道。“你这个小混蛋。”他怒气冲天地骂道。
父亲把歪歪斜斜的手推车猛地一推，手推车的三个轮子往前一跳，第四个轮子却卡在原地不动。我又擦了擦脸上的泪水，跟着往前走。心想，有什么办法呢，母亲靠的是我呀，如果她要靠什么人的话，也许只有靠我了。
接下来就是面粉、糖、盐。再下去就是烤好的东西：那里的货架基本上是空的，但在地板上有几条受了潮的面包，父亲嘟哝着认了，于是我们捡起面包，把它们扔进手推车里。
往下是乳制品部，这里牛奶和黄油的腐臭气味特别浓重。父亲盯着脚下一滩滩牛奶，嘴巴动了动，但没有说话。我捏着鼻子，跳进去，把凡是没坏或者不很坏的东西挑出来，聚成一堆。母亲会要牛奶，是的还要奶油，是的还要黄油，和猪油。还要鸡蛋：我们已经不再养鸡了，去年冬天，一场禽流感把鸡全搞光了，因此我们需要买鸡蛋。但却找不到一托十二个完整的鸡蛋。我蹲下来检查鸡蛋，鼻子里不时吸进一阵阵冒出的热气。我把一个好鸡蛋或者看起来没坏的鸡蛋从一个马粪纸托中挑出来，放进另一个纸托中。我至少要十二个鸡蛋，这就得花时间慢慢挑。父亲紧张地站在几码开外，我听见他在自言自语，但说的已经不是他自己真实的话了。
我希望父亲不是在祷告。我讨厌听别人祷告。在我这样的年龄，我不要听大人祷告，更不要听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祷告，是的不要。也许最不要听的就是我母亲大声向上帝祷告，因为你明知道听这种祷告根本无济于事。
乳品部隔壁是冷冻食品部，这里似乎有一个巨人用靴子把东西统统踩碎在脚下。冷冻箱开着，已经变了形。散发出氨水的气味。一个微胖的年轻妈妈流着泪带着三个孩子在一堆冰冻的食品和冰激凌袋里翻寻，三个孩子吵吵嚷嚷。盒子里的冰激凌大多数都已经融化，包装盒都扁了。冰冻的午餐食品想必也化了冻。可是那个母亲仍然弯着腰一边小声抽泣一边忙乱地挑拣。我心里纳闷，不知道该不该也去看看——我们全家都爱吃冰激凌，家里的冻库空了。装冰激凌的纸板箱躺在一滩滩融化了的奶油里，周围有些黑乎乎的东西似乎在颤抖、沸腾，像油泛起涟漪。我凑近去看，用脚推开一品脱融化了的悬钩子冰激凌，下面有一群黑亮亮的蟑螂。那个年轻的妈妈喘着气，抓起一盒巧克力脆皮冰激凌，厌恶地甩掉蟑螂，把它和另外几盒统统放进了手推车里。她望着我无可奈何地愤然一笑。有什么办法呢？我回之一笑，在牛仔裤上擦擦冻僵了的手。可是什么冰激凌我都不想要了。谢谢。
父亲不耐烦地发出嘘嘘的声音，催促说：“快！”他把重心从一只脚移到另一只脚，好像全身痒痒，得去洗个澡。
接下来是肉食部。如果我们想过一个真正的感恩节，就得把火鸡买到手。肉食部跟冷冻部一样，看上去毁得够呛。柜台被砸碎了，地板上到处是碎玻璃、变了形的金属条块和坏了的肉品——我看见宰好的鸡、一圈圈像蛇一样的火腿肠。一块块渗着血、色泽犹如大理石的肥牛排。这里的气味也很浓。也有许多蟑螂窜来窜去。但这里有个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屠夫站在幸存的柜台后面，把一包带血的肉递给一个红头发、没有眉毛的女人，她是我母亲中学时代的同学，但我叫不出她的名字，她对那个卖肉的人谢了又谢，愚蠢极了。接下来轮到父亲，于是他向柜台迈了一步，大声问道哪里有火鸡出售。那个屠夫对他鄙夷地一笑，似乎父亲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父亲更大声地说：“先生，我们想要一只大火鸡，至少重二十磅。我妻子——”这个屠夫不是临时工，我认识他，但他的模样起了变化：像高个子行尸，双颊深陷，不见了半个下巴，一只独眼珠子露出嘲讽的笑容。他的工作服沾满肮脏的血迹，也洋洋得意地戴着一个烧饼一样的帽子，帽子的上面用红字写着大贱卖！
“火鸡卖完了，”那个屠夫洋洋自得可恶地说，“——冻库里还有，”他指着一个被砸碎了的肉类柜台后面的一堵墙壁，墙上裂开一个大洞。“除非你想爬进去拿，先生。”父亲盯着那个洞，嘴巴动了动，但是没有发出声音。我蹲下来，捏住鼻子想看看里面，里面很黑暗，而且滴着水，但在闪光的地板上有东西（是厚厚的肉块，还是屠宰后的家畜家禽？），还有什么东西，什么动着的东西。
父亲的脸色惨白，眼眶里的眼睛也变小了。他没有说话，我也没有吭声。可我和父亲都知道哪怕父亲愿意尝试，他也是钻不进去的。连我要钻进去也很费劲。
因此我吸了一口气，对父亲说：“好吧，我去拿该死的火鸡。”为了掩盖心里的害怕，我学小孩的样子，故意做出一脸怪像，不让他看出来。
我跨过几块碎玻璃，手脚着地——哎呀！好臭！——把头伸进洞口。我的心跳得十分厉害，几乎透不过气来，我真害怕要像母亲一样晕倒了，但与此同时我也知道我的身体强壮，不是那种会晕倒的女孩。
豁口像一条通往岩洞的地道，岩洞到底有多大，你是看不见的，因为周边一片黑暗，洞顶很低，离我的头只有几英寸高。脚下是一堆堆带血的废物，有动物的头、皮、下水，但也有半边完整的牛肉、各个部位分开砍好的猪肉，大块的熏肉，宰杀好、砍了头、颈部露出煞白的软骨、带血的火鸡。我快要呕吐，但强忍住了。这里面还有另一个顾客，是一个和母亲年龄相当的女人。她灰白的头发挽成一个髻，穿着一件布料很好的毛领大衣，衣服的下摆扫着一塌糊涂的地面，可她似乎并没有注意。她拿起一只火鸡仔细看了看，把它扔到一边，又拿起另一只火鸡看看，最后挑中一只肥大的，神色凛然、大功告成地把火鸡拖出了洞口。于是里面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簌簌发抖、只想呕吐，但十分亢奋。我只看得见三四只火鸡。我试图闻一闻，看看这几只火鸡是不是要坏了？它们之间还有没有一只可以吃的？——我蹲在地面上，脚踝边堆着动物的头、脚和下水。我这一辈子最厌恶的就是在厨房给母亲帮厨的时候看见扔在水槽里宰杀后的禽鸟；去掉脑袋，尽是骨头的脖子，有疙瘩、松弛的鸡皮，带有鳞皮的鸡脚爪。还有它们的气味，一闻就知道是什么东西的气味。
把香料气味很浓的填料塞进禽鸟的膛内，把开口处缝起来，涂上融化了的动物油，烤熟。湿冷的死肉变成了可以食用的肉。厌恶的东西变成了美味。
你问这怎么做得到呢？答道，就是能够做到。
答案就是做得到。
洞里的气味很浓，我无法判断哪一只比较新鲜，于是就从剩下来的火鸡中挑了一只最大的，至少有二十磅重。我气喘吁吁，几乎要哭鼻子，用力地把它拖到洞口，把它从洞口推出去，随后自己爬出来。商店里先前看起来昏暗的灯光，现在显得十分明亮。父亲弯腰驼背地俯在购物车上等着我，他目瞪口呆，嘴角抽搐地一笑。不知道是什么使他感到惊讶不已。也许是火鸡大得令他吃惊；也许是我完成了我所做的事，此时正眨着眼睛，对他傻笑，站直了身体，在牛仔裤上擦脏手这个实实在在的情景使他发呆。起初他惊得说不出话来，动作迟钝地帮我把火鸡抬进购物车里。
过了一会儿他才有气无力地说：“唔，真见鬼。”
商店渐渐暗下来，只剩下一个收款员把我们购物的款项记入现金记录机。外面漆黑一团。没有月亮，下起了小雪，今年第一场雪。父亲提着重的购物袋，我提轻的。我们走到卡车旁边，把食品袋放进后箱。拉油布把它们盖上。父亲粗重地呼吸着，脸色还是白得不自然。所以当他告诉我身体不够好，不能把车开到家的时候，我并不感到意外。这是我头一次耳闻目睹大人说这样的话，但我不知怎的并不感到惊奇。父亲把钥匙递给我打火的时候，我手里摸着钥匙，感觉十分良好。
我们爬上车，父亲坐在旅客座上，拳头顶在胸前；我坐在司机的位置上，在高高的驾驶盘后面，勉强够高，能越过方向盘看见汽车的引擎盖。此前我从来没有开过车，但是他们，父亲和母亲开车的时候我注意观察过许多年了。所以我知道怎样开。
失明
有时候，在这里的乡村夜里没有月亮又停了电，夜晚特别黑暗。
我被一种声音吵醒了。我想，我正在熟睡，突然被吵醒了。吵醒我的是一阵像房屋倒塌的轰隆声，声音并不大。还有雨点唰啦啦打在头顶屋顶的声音，天花板很矮，挨近我的脑袋，贴面的鹅卵石饱经风霜已经风化了，倾斜地压在窗户上。因此我害怕地坐起来，听着要找缝隙钻进来的雨哗啦哗啦的声音。
我没有跟他说话，甚至没有把他叫醒。
让那个老笨蛋，瞌睡虫，让他们都睡。喉咙里打着呼噜，呼呼大睡。在这个年龄，你想他们还能怎样？
我不是一个胆小的女人，实际上我是一个强壮、务实、有头脑、见多识广的妇女。在我们家另一所屋子里掌管一切事务，在这里——退休了也照管所有的事情（是他退休：哪里轮得到我退休？）。所以，除非考虑到实际会带来什么后果，我并不害怕暴风骤雨。处理家庭事务你得运用常识，一家至少有一个人能动脑子。听着大雨如注顺着墙壁、沿着窗户哗哗地径直流淌下来，由于屋檐的排水沟没有清扫，灌满了水，雨水顺着房屋飞流直下，冲刷古旧的石头地基，灌进地窖。噢，上帝。这才是我所害怕的。我并不害怕狂风暴雨。只害怕出现这样的事情。当然是因为他，不管我提醒多少次，他都懒得清理流水槽。
在这个寒冷风大的地方终于熬到四月了，过不多久，总有一天我会自己把铝金属梯子从谷仓里拉出来，把屋檐下排水沟里的树叶、石子清扫干净，让他感到害臊。那个老家伙。可是我忽略了这件事——现在太晚了。此时哗啦！哗啦！雨水一个劲地想钻进屋子里。
这时候我才想打开床头灯，可是停电了。房里一团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我摸索着找灯，碰着了灯罩，把灯打翻了。失望地嘟哝了几声，但是一点用处也没有，停电了。（他听见我失望的声音了吗？——痰液堵塞着喉咙，直打呼噜？根本听不见！）冬天里好几次停电，有一次停了十八个小时，我打电话诉苦，电力公司的女职员却细声细气挖苦地说道，公司正在尽一切办法恢复送电，太太。会尽快来电的。每次我打电话，电力公司的女职员就会细声细气挖苦着说，公司正在尽一切办法恢复送电，太太。会尽快来电的。直到我对着话筒大声叫道，你是个骗子！你们都是骗子！我们付了钱买你们的电，我们需要更好的服务！话筒的那一头沉默不语，我觉得终于得到了一丁半点尊重，接着，我想象得出那张涂了口红的嘴巴撅起，对长者貌似尊重，实则揶揄地细声细气说，太太，我已经告诉过你——公司正在尽一切办法恢复送电。
我狂怒地把话筒一扔。扔得过分用力，话筒碰到了地板，廉价塑料耳机里的细金属丝咔嚓地响了一声。
于是，我就试着看时间。往黑暗中放着钟的地方瞧。但就连发绿光的数字也看不见了。天太黑。但是根据膀胱不适判断（我每天夜里都会被这个毛病定时唤醒），应该是在凌晨三点到三点半之间。正是夜半时分，因此你知道电力公司不会着急派出人员修理电路，而且可以以此作为借口延缓修理时间。
我又气又急，呼吸急促起来，还得在一团漆黑中上盥洗室！——我把脚从床上放下来（脚有点儿肿，特别是脚踝肿得厉害），光着脚摇摇晃晃站起来。拖鞋在哪里？——我摸索着找拖鞋，但是找不到。
我叹了一口气，或许还自言自语地喃喃说了一些话。因为我知道自己有这个习惯，我曾经对猫说话，曾经多年对着金丝雀喃喃自语。他耳聋，高兴起来也大声嘟哝。上帝慈悲！可从我的语调你可以判断得出上帝已经不再是我的朋友。你不能肯定这种情况已经有多少年。可是他睡得很沉，根本听不见。他准是仰卧在床上，下巴往下垂，口水顺着嘴角流下来，准是这样。
我不是一个体重的女人，更算不得肥胖。我有点儿发福了，因此两腿和脊背的负担加重。自然而然急躁起来的时候就会感到呼吸急促。
处在我的地位，女儿们偶尔打电话来，我就告诉她们，你们无所谓，噢，别对我说！
我慢慢地、痛苦地摸索着走进盥洗室，因为膀胱胀痛。我快受不了了。我闭上眼睛也能准确无误地找到盥洗室，整座屋子都印在我的脑海里。但我还是想努力看清楚，在这种环境下实在是犯了一个错误。于是我摸索着找门，一会儿碰着脚趾头，一会儿撞到书桌上，似乎盥洗室的门换了一个地方，改到了原地几英尺以外。我一边喘气，一边自言自语地嘟嘟囔囔，在我这个年纪，如果在人的世界里得不到尊重，至少物质世界也该尊重我。当然，他是听不见的。他正自私自利地呼呼大睡着呢。
幸好盥洗室就在房门外面的大厅里。因此我无须走得太远。
进了盥洗室，我忘了没电，在墙壁上摸索着寻找开关。习惯是多么的顽固！
可我轻而易举地找到了抽水马桶。我发现盥洗室比房间里和大厅内更黑；虽然在抽水马桶后面有一个窗户，窗户外面可以看见陡峭的屋顶和一片古老茂密的牧场（自从我们迁居到这里，十二年来多少个夜晚这片牧场沐浴在月光下，我站立在这扇窗户前向外张望。眺望什么呢？期待什么呢？）。可此时窗户也溶入黑暗之中。一团漆黑。要不是雨点劈啪劈啪地打在窗户上，湿气逼人，你简直不能相信那里有个窗户。
我摁了一次、两次、三次，抽水马桶才流出水来。跟以前骂过多次一样，这一次我也咒骂管道设施。因为这所老屋子里的管道总是这里那里不断地出毛病。谁会打电话叫管道工来修理？——又让谁开支票给管道工付钱？女儿们说，你为什么不埋怨老爸，为什么你不让老爸一个人独自待在乡下，你知道老爸的神经不好，她们现在，或者过去常常这样说，可怜的老爸。这些小傻瓜自以为知道——
说到底我想还是我的错。这么不假思索就一下子同意把我们原来的房子卖掉了，搬到这里来。离开了我们在大学城里居住了四十三年的屋子，搬到这个地方来。这个农场，这些单调的树木，保存着他的记忆（因为小时候他的父母曾经在夏天带他来过这里走访亲戚——他说那是他一生中记忆里最美好的时光）。但却不是我的。没和我的三个女友告别，因为她们小瞧我，认为理所当然，我受不了，搬走是对她们的报复，我报复了。现在悔之已晚。
我听着越来越大的雨声，在伸手不见五指的一团漆黑中摸索着回到床上。哗啦！雨水又冲刷窗框，劈啪劈啪地打在屋顶上。现在是他的鼾声没有刚才响了，还是风声太大，压倒了他的鼾声；我不在床上的时候，他一直没动。在一团漆黑中，我很可能发病或者晕倒滚下楼去，他会注意到吗？——笑话。我躺下来，垫子里的弹簧嘎吱嘎吱地响。他还是一动不动。
于是，我尽力不再想这场大雨，不想地窖。不想雨水往外溢出来的屋檐。我努力镇定自己，看着黑色的雨水向我涌流过来，看着也许会把我抬起、浮在水面的浅浪，就像在游泳池里学会的那样浮起来。令人惊奇的是，我很轻易地浮起来了。而且一点儿也不害怕，而年轻的女人却遇到困难，骨瘦如柴的最糟糕，老是浮不起来。这么容易。你只消听之任之，就浮起来了。
可是我的心静不下来。就像织毛衣——钢针一闪一闪，卡嗒卡嗒地响个不停。
长年累月他 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打印讲义，不让人打扰，打的都是同样的讲义，写学术文章，编写他唯一的著作——以不规定就谁也不会读的古希腊悲剧为题材。我想我们作为他的妻子和女儿，为他感到自豪，我想我们大家生来就有一种自豪感，所以我想我们必须为某些事情感到自豪！当然作为研究古典文学的教授，他的薪金足以养家活口，我承认。可怜的老傻瓜总是叼着烟斗，不知道自己吸的是什么。他们这些人都是这个样。不许他真正吸烟的时候，他就像婴儿吮吸橡胶奶嘴一样，把没有点燃的烟斗衔在嘴里吮。一副可怜相。他们在研究古籍的公共休息室里举行退休派对，只有甘甜的红葡萄酒，插着牙签的一块块干酪，祝几次酒，主席的赞扬。他站起来致谢，眼里闪着泪花，而那些年纪较轻的教授们则相视傻笑，就连那些快要退休的资深教授也把哈欠强咽下去，就像强咽大得难以下咽的桃核一样。瞧着真是可笑！
大家举杯祝贺埃莫利特斯教授，他庄严地举起自己的酒杯。从来不知道。可怜的老废物，老傻瓜，从来猜不到在那种场合第一个钻进我心里的是什么想法。
然而，后来，由于自己的弱点，为了报复我那几个不多的朋友，我却让他说服了我，搬到了这个地方。
是他的退休：怎么会是我的呢？
我努力想要睡着，但是雨还在哗啦哗啦地下个不停，一点儿也没有减弱，雷声渐近，像庞然大物滚过田野，朝这座房子扑来。我吓得猛然睁开眼睛，一个巨大的物体从屋顶滚过去，越过田野，消失了。但是没有闪电！之前没有，过后也没有。夜漆黑一团，跟我所见过的一团漆黑的夜一模一样。
这时，我试图把他唤醒。抓住他的肩膀，摇他。
醒醒！帮帮我！出了可怕的事情了！
我的声音提高得像疯狂的女高音一样，然而对他却没有任何效果。在一团漆黑中我看不见他，哪怕朦朦胧胧，隐隐约约地也看不见。
然而我知道躺在身边的必定是他，是我五十一岁的丈夫，和肥料袋一样瘫软、沉重地躺在旁边，把床垫压得塌陷下去。我摸索着摸他长着胡须的下巴颏，他稀疏的头发，和头发下面瘦骨嶙峋的头盖骨。摸他的眼睛，他的眼睛跟我的眼睛一样瞪得老大。
米伦！怎么回事！你怎么啦！
可他纹丝不动地躺在那里。此时被褥里散发出一股强烈的湿臭，十分刺鼻。
我意识到有几分钟没听见他呼吸的声音了。那种喉咙里呼噜呼噜、沉重的鼾声。
愤怒像痰块堵在我的心头。整天衔着那只烟斗，却不知道吸进去的是什么东西，难道大夫没有警告过他！——还有我，还有他溺爱的女儿们都警告过他！
不过，他充耳不闻：教授一头扎进了古代世界，不然就是遨游星空（宇宙也是他的兴趣之一）。
醒醒！醒醒！醒醒！你怎么敢丢下我，在这种时候！——我用拳头用力锤他的肩膀。
他呻吟了一声，这一声是真的，还是我的臆想？——给突如其来、轰隆隆滚过田野、滚过房屋的雷声淹没了，我像孩子一样呜呜咽咽地哭起来。可就是没有闪电，连刹时的一闪都没有！
这很不寻常，我知道。因为打雷之前总要闪电，把天空撕裂的闪电预示着就要打雷，我知道这是事实。
除非那个声音不是打雷，而是别的什么东西？
我突然感到一阵外来的恐惧，这阵恐惧跟黑暗带来的恐惧一样。我把他从身边推开，因为他对我再也没有用处了。他知道我是谁吗，他能像多年来一直望着我那样望我吗？——我想现在谁也帮不了谁了，黑暗刚刚开始，也到此结束了。
根据事后我的推算，那是凌晨四点钟左右。当时，我很惊慌，一旦清醒过来，头一个反应就是他已经死了，得找人帮忙，我还不至于慌乱到连找人帮忙的重要性都忘了。我只知道我孑然一身，噢，多么可怕！我的心像受了惊吓的野兔，怦怦乱跳！在我开始受到一片黑暗的围攻，我害怕得心里没有谱、一筹莫展的时候，他竟然抛弃了我。
我从我俩共同睡过的床上爬下来，像要离开坟墓似地豁出去了。
天花板漏水了？——被褥是湿的，被单上有粘呼呼的东西。刚刚下雨的清新敌不过空气里洋溢着的甜腻的怪味。噢，我怪他！我怪他！我在黑暗中摸索着找电话，打翻了一盏灯，我尖叫，我哭喊，我抽泣，像失去他的年轻新娘，我已经很久没有正眼瞧过他的脸了，虽然他不正眼看我的时间更长。
有一次，还在大学山庄的旧居，我的大女儿在厨房里惊讶地说，母亲，为什么，你为什么哭了？——我把脸躲开她年轻的眼睛，气愤而又羞愧地说，因为我和你父亲已经不是夫妻了，我们彼此之间不再相爱已经有二十年了。女儿狠狠地吸了一口气，似乎从这个年已半百的女人，她的母亲，口中说出来的话是淫词秽语，她本想厌恶地转身一走了之。她们个个都想一走了之，那些从我们身体里钻出来的孩子们，一旦能够离开，就大步流星一溜烟地走了，但却说道，噢，母亲！——我不相信你说的话！我不想听你说出这种话来。
现在他死了，我必须找人帮忙。除非手脚并用，爬过去拿起掉下来的电话。我明白，如果他死了，他死去的原因就是停电的原因；如果停电了，停电的原因就是他死去的原因——所以人是无能为力的。
即使陌生人能找到这所房子，我真的愿意让他们在一团漆黑的夜晚走进这间房吗？
我的手指在粗糙的地毯上抓挠，但我找不到塑料话筒，也听不见电话的嘟嘟声。我意识到这意味着电话线也断了。和外界的一切联系都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