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笋谈中越关系：《B同志关于越中关系的报告》

百城客

B同志报告出炉的背景


　　中国与越南1979年2月至3月间爆发了一场战争。在此背景下，当时的越共总书记黎笋就越中关系发表了一番讲话，涉及越共和中共、以及两国之间的多个重大历史事件。在看黎笋的谈话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下中越关系的背景、1979年的战事，以及黎笋这份谈话报告的文本的来历。

关于1954年到1976年间的中越关系

　　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五大国，以及越共领导下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法国支持下的越南共和国（南越）、老挝和柬埔寨1954年4月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停战和会。会议决定，南北越以北纬17度分治。

　　越共政权1959年决定武装统一越南，中国给予支持。据中国方面称，总共至少提供了两百亿人民币的援助，并在1965年6月至1969年3月中先后派出32万余人进入越南加以援助，而美国也于1961年介入，支持南越。

　　随着越美和谈的启动，中国从1969年2月开始陆续撤出在越部队，到1970年7月全部撤完。

　　此次战争打到1973年时，南北双方签订停火协议，美国撤军。越共军队1975年击败南方军队，1976年统一越南，成立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关于1979年中越之间的战争

　　越南1978年6月29日加入苏联为首的经济互助委员会。当年11月3日，苏联与越南签订了带有军事援助性质的《苏越友好合作条约》，越南在苏联的默许下，出兵柬埔寨推翻中国支持的红色高棉政权。同时，中国认为越南大规模排华，越南还对中越边境的陆地、海洋提出主权要求，宣布将西沙群岛、南沙群岛等岛屿纳入其版图范围，出兵继承了越南共和国（南越）对南沙群岛部份岛屿的占领，并与中国发生了边境冲突。中国政府方面称“上述种种举动威胁了中国的边境安全和影响了东南亚的局势稳定”，“为了捍卫主权，惩治侵略者”，发动了“自卫还击战”。

　　香港浸会大学欧洲文献中心主任、军事问题专家杨达回忆起当时的情况：“1975年越南统一后开始排华，这是中国担心的一个问题。刚开始时越南在刚刚统一的南方将比较富有的华人排走，后来连北方的华侨也被排走，中越关系开始恶化。此外，在南中国海上中越之间也有领土纠纷，涉及到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这也是中越敌对的原因。”

　　澳大利亚《时代报》在当时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指出，大批华侨被迫逃离越南。该报在对为数众多的难民进行采访后得出结论，河内要对争端负主要责任。越南北部的难民潮早在1977年就开始了，1978年达到高潮。在排华浪潮中，华裔政府官员被解职、独立开业的商人被迫停业，华人学校被关闭。在所谓的战略要地，华人要接受“忠诚测试”，直至被驱逐。而在南部，大约三万家华人商店被迫关闭。在政府的授意下，富有的华人被迫缴纳多达数百万美元的出境税，并被赶上破旧的渔船驶向怒海。

　　此外，越军在中越边境不断骚扰。因此，中国在阐述战争理由时将这场战争定义为“自卫反击战”。中国2月17日通过新华社发表声明，称此次行动是因越南于边境多次挑衅及骚扰行动而迫於还击，并表示愿与越南谈判。《人民日报》2月18八日发表社论，强调中国不要越南一寸土地，只希望严守中越边界，同时要求谈判，要求越南接受“双撤军”的原则，即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中国从越南撤军。邓小平2月26日对美国记者表示，将结束战争，并指出从越南撤军与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无关连。

　　此次战争的另一主角越南则将这场战争称为在北部边界打败侵略战争。

　　对于此次战争，越南教科书是这样描述的：“1979年，为了转嫁他们的国内矛盾，中国公然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侵越战争。在这场侵略战争开始的时候，中国军队狂妄的叫嚣要在半个月内扫平整个越南，占领胡志明市。初始我正规军避免与庞大的侵越军正面交锋，把敌军引入山林中，然后开始反击，运用各种灵活战术，象游击战，丛林战，地道战，地雷战，对敌军迎头痛击，中国军队自以为能在短时间内占领整个越南，却最终陷入了我越南英雄儿女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之后不得不仓皇逃窜，狼狈逃出越南的领土。”　

　　当时出版的《新德意志报》刊登了国际舆论对这场战争的反应：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指责中国入侵越南，为数众多的西方国家也持同样观点，亚洲国家如印度、日本和蒙古等也要求中国从越南撤军，苏联也要求中国撤军。

关于黎笋的谈话

　　挪威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斯坦因2000年1月在香港“中国、东南亚与印度支那战争的新证据”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首次公布了《B同志谈越中关系的报告》。“B同志”即是当时的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黎笋。文中提到的“三哥”也是黎笋的化名。

　　据斯坦因博士介绍，该文件的英译者是巴黎政治科学院当代越南研究小组的成员克里斯多夫·古斯查，他在河内人民军图书馆查阅到这份材料后，将其抄录并译成了英文。

　　从《B同志关于越中关系的报告》的叙述口气看，应该是黎笋在越共某次高层会议的讲话。黎笋的讲话涉及1952年至1979年 间的中共和越共之间的重大事件。

　　黎笋的这个讲话主要集中在四件事情上：

　　一 指责中国在1952年的日内瓦会议逼迫越南签署南北分治的和约，此后又阻挠越南统一。

　　二 指中国有吞并越南的野心和计划，尤其是毛泽东。

　　三 指中国打压、破坏越南与苏联的关系，企图拉拢越南。

　　四 谈1979年的中越战争，称是中国侵略越南，越南不怕中国，中国不是越南的对手。



　　中越战争战事简况

　　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总共动用了9个军29个步兵师，近56万兵力，一度攻占了越南约二十多个城镇和军事据点。

　　越军以6个步兵师、16个地方团及四个炮兵团，总兵力约十万。

　　根据昆明军区后勤部编写的《对越自卫反击作战工作总结》，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广西、云南参战的解放军、支前民兵共牺牲6954人，伤14800多人；2月17日至2月27日击毙越军15000人，2月28日至3月16日击毙越军37000人。

　　根据越南国防部军事历史院编的《越南人民军50年 （1944－1994）》，2月17日，中国出动60多万军队，数百辆坦克装甲车，数千门大炮，在广宁至莱州的整个北部边界全线对越南发动了大规模进攻。经过30个昼夜的战斗，越南消灭和重创了中国3个团18个营，击毁和击伤550辆军车（坦克装甲车280辆），击毁115门大炮和重型迫击炮，缴获了大量武器。越南方面称中国伤六万余人，还有两万被击毙。



　　1979年2月17日，战争爆发，中国当天占领了孟关镇。

　　2月18日 中国攻下清水，与越军在高平战线对峙。越南在谅山、同登一带的导弹阵地被中国摧毁。两国在老街发生激战，莱洲越军退守黑河南岸。

　　2月19日 中国突袭并占领河鹿县长白山，空军轰炸海防。

　　2月20日 中国攻下老街、同登，与越军在包乐激战；越南空军攻击河口以西的中国增援部队。

　　2月23日 谅山附近高马山爆发激烈攻防战，中国军队攻下河江。

　　2月24日 中国军队与越军在高平、老街发生巷战，越军曾试图进入中国境内，但全遭击退。中国攻陷柑塘。

　　2月25日起 越军死守边防要地谅山。

　　3月1日 谅山激战，越军以最精锐的第308师增援谅山，并使用化学武器。

　　3月4日 中国军队击败308师，攻占谅山。

　　3月5日 中国宣布达到“惩罚越南”的目的，开始撤军。越南宣布全国总动员令，对付中国军队。

　　3月7日起 中国正式撤军，在撤退路线上铺设地雷，以火箭与长程炮火掩护撤军，越军无大规模追击行动。

　　3月16日 中国宣布完成撤军行动，战争结束。

百城客

　　中国与越南1979年2月至3月间爆发了一场战争，在此背景下，当时的越共总书记黎笋就越中关系发表了一番讲话，涉及越共和中共、以及两国之间的多个重大历史事件。黎笋的这个讲话中指责中国在1952年的日内瓦会议逼迫越南签署南北分治的和约，此后又阻挠越南统一。

　　日内瓦事件的历史背景是，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五大国，以及越共领导下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北越）、法国支持下的越南共和国（南越）、老挝和柬埔寨1954年4月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停战和会。会议决定，南北越以北纬17度分治。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代表团团长是周恩来。

　　越共政权1959年决定武装统一越南。据中国方面称，总共至少提供了两百亿人民币的援助。而美国也于1961年介入，支持南越。此次战争打到1973年时，南北双方签订停火协议，美国撤军。越共军队1975年击败南方军队，1976年统一越南，成立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以下是黎笋谈日内瓦会议，以及此后中国阻挠越共统一越南的内容，括号中的内容是编者注，或者衔接性的补充。胡伯伯，是越共领导人胡志明，1969年已去世。

　　尽管中国人帮助过朝鲜，但那不过是为了保卫他们自己北方的侧翼地区。战斗结束以后，压力全都落在越南身上，当时他说如果越南人还要继续打下去，那他们就得自顾自了。他不会再帮助我们，压我们停止战斗。

　　当我们签署日内瓦协议时，正是周恩来将我国分为两（部分）。我国以这种方式被分为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后，他曾又一次向我们施加压力，要我们不要对南越做任何事情。他们禁止我们起来（向美国支持的越南共和国进行斗争）。（但是）他们（中国人）无法阻止我们。

　　当时我们在南方，已经做好准备，日内瓦协议签字后马上就发动游击战争。这时毛泽东告诉我们党的代表大会，说我们必须强迫老挝立即将他们已经解放了的两个省交给万象政府。不然美国人就会摧毁它们，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一个十分危险的局面！越南不得不立即（就此）与美国打交道。毛泽东这样强迫我们，我们也不得不这样做。

　　这样，在这两个（老挝的）省份被交给万象后，（老挝）反动派立即逮捕了苏发努冯（1975年至1986年任国家主席）。当时老挝有两个营被包围。而且，他们还没有做好战斗准备。后来，一个营逃出（包围）。就在这时，我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必须允许老挝人发动游击战争。我邀请中国人前来和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我告诉他们：“同志们，如果你们继续这样向老挝人施加压力，那么他们的力量就会彻底瓦解。现在必须允许他们搞游击战。”

　　张闻天，原来是（中共）总书记，用洛甫做笔名，这样回答我：“是的，同志们，你说得对。我们要允许老挝营发动游击战。”

　　我马上问张闻天：“同志们，如果你们允许老挝人进行游击战，那么在南越发动游击战也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是什么把你们吓成这样，以至于到现在还在阻止这种行动？”

　　他（张闻天）说：“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这就是张闻天说的话。然而，当时中国驻越南大使何伟也坐在那里，听着大家谈话。他立即向中国打电报。毛泽东立即回电：“越南不能那样做（在南方从事游击战争）。越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必须坐等。”我们这么贫苦，如果没有中国作后盾，我们怎么能和美国人战斗？我们不得不听他们的，对不对？

　　然而，我们不同意。我们继续秘密地发展我们的力量。当吴庭艳拖着他的断头机在南越许多地方往来巡游时，我们发布命令组建群众武装来反对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从吴庭艳政府手中）夺取权力。我们并不在意（中国人）。当夺权起义开始以后，我们前往中国，会见周恩来和邓小平两人。邓小平告诉我：“同志，既然你们的错误已经变成了既成事实，你们就只应该以一个排以下的规模作战。”这就是他们向我们施加的那种压力。

　　我说：“是的，是的！我们会这样做。我们只以一个排以下的规模作战。”

　　——在美国人已经派了几十万人进入南越后，我们在1968年发动了一场总攻，以逼迫他们（使战争）降级。为了打败美国，我们必须知道如何促使他们逐步降级。这就是我们的战略。和我们作战的是一个强大的敌人，一个有两亿人口、主宰着世界的敌人。如果我们不能促使他们逐步降级，那么我们就会举步艰难，也就不会打败敌人。我们必须通过战斗来销蚀他们的意志，从而迫使他们走到桌子前和我们谈判，而同时也不允许他们增派军队。

　　到了他们（美国人）想和我们谈判的时候，何伟给我们写了一封信说：“你们不能坐下来和美国谈判。你们必须把美国部队牵到越南北部来和他们作战。”他这样向我们施加压力，使我们极为困惑。这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每次出现这种情形，都非常令人厌烦。

　　我们断定不能这样行事。我们必须坐下来。为了打败他们（美国）我们必须促使他们降级。在此期间，中国（向美国）发出声明：“如果你不打我，我就不会打你。无论你们想向越南派多少部队，随你们的便。”中国自觉自愿地做这样的事，以这种方式来压我们。

　　他们（中国人）积极地与美国人做交易，强迫我们以这种方式成为用来讨价还价的一张牌。当美国人认识到他们已经失败了以后，他们立即利用中国人（加速）他们（从南越）撤军。尼克松和基辛格到中国去就是为了讨论这件事。

　　——在尼克松去中国之前，（他此行的目的是）要以维护美国利益并减少美国的失败的方式解决越南问题，同时还要引诱中国更多地站到美国（一边），周恩来前来会见我。周恩来告诉我：“在这个时候，尼克松即将来访问我，主要是讨论越南问题，所以我必须会见你，同志，以便讨论。”

　　我回答说：“同志，你愿意说什么都可以，但是我仍然不会跟从。同志，你是中国人；我是越南人。越南是我自己的；决不是你的。你没有权力谈论，而且你没有权力（与美国人）讨论。今天，同志，我要亲自告诉你一些我还没有对政治局讲过的事情，因为，同志，你们已经引发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我必须说：

　　——在1954年，当时我们赢得奠边府的胜利，我正在后义省。胡伯伯发电报给我，要我必须前往南越重新集结，并向南越的爱国者说明。我乘货车到了南方。一路上，爱国者们出来欢迎我，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胜利。这是多么痛苦！看着我的南方爱国者们，我哭了。因为在这之后，美国人会到来，会以可怕的方式大肆屠杀。

　　一到南方，我立即向胡伯伯发电报，要求留下来，不回北方，这样我就可以再斗争个十来年。（我对周恩来说：）“同志，你给我带来这样大的困难（指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做出越南分治的决议，周恩来是中国代表团团长），你知道吗，同志？”

　　周恩来说：“我在你面前道歉，同志。我错了。我在这一点上错了。”在尼克松已经去过中国之后，他（周恩来）再次来越南，为的是向我询问关于南越的战斗的一些问题。

　　然而，我马上对周恩来说：“尼克松已经和你见过面了，同志。很快他们（美国）就会更猛烈地进攻我。”我根本不害怕。双方（美国和中国）已经互相谈判，为的是更猛烈地打击我。他（周恩来）始终没有把这（种观点）斥为站不住脚的，只是说：“我将向你方同志增加输送枪炮弹药。”

　　然后他（周恩来）（针对担心中美之间进行密谋）说：“没有这回事。”然而，双方已经讨论了如何更猛烈地打击我们，包括B-52的轰炸和封锁海防（港）。事实显然就是如此。

百城客

　　中国和越南1979年2月至3月间爆发了一场战争，在此背景下，当时的越共总书记黎笋就越中关系发表了一番谈话，涉及越共和中共、以及两国之间的多个重大历史事件。黎笋在谈话指责中国一直有侵占越南、向东南亚扩张的企图，毛泽东甚至露骨地说：“我将是五亿渴望土地的农民的主席，我将派一支军队一直打到东南亚。”

　　以下是黎笋的谈话原文，括号中的内容是编者注，或者衔接性的补充。其中提到的长征，是越共中的亲华派头号人物，原名武文渠，因为对中共领导的红军长征仰慕，改名长征，是越共第二位总书记，1956年被黎笋取代。

　　在我们的战斗已经发生、而且中国认识到我们能够有效地战斗之后，毛泽东突然有了新的思想路线。他说因为美国人正在同我们作战，他将派部队帮助我们修路。他的实质目的是摸清我国的情况，以便以后他能够攻击我们，并且由此再向东南亚扩张。没有别的原因。我们对这个问题很清楚，但是不得不允许。但是这不碍事。他们决定派他们的士兵进来。我只要求他们派人来，但是这些部队都带着枪炮弹药而来。对此我也只能同意。

　　后来，他（毛泽东）强迫我们允许他派两万人的部队进来，修建从义静到南部的一条公路。我拒绝了。他们继续提出建议，但是我不会动摇。他们压我们允许他们进来，但是我就是不接受。他们不断地施加压力，但是我没有同意。我给你们举出这些事例，同志们，这样你们就会看到他们长期以来窃取我国的阴谋，就会看到他们的阴谋是多么险恶。

　　在1963年赫鲁晓夫犯错误时，（中国人）立即发布了一项包括25点的声明，邀请我党前去发表自己的观点。长征兄弟和我以及其他兄弟一同前往。在我们离开之前，毛泽东会见了长征兄弟和我本人。毛泽东坐下来和我们聊天，最后他宣称：“同志们，我想让你们知道这一点。我将是五亿渴望土地的农民的主席，我将派一支军队一直打到东南亚。”

　　邓小平当时也在座，他补充说：“这主要是因为贫困农民的境况是如此糟糕。”

　　我们出来后，我对长征兄弟说：“刚才你听到了吧，夺取我国和东南亚的阴谋。现在这很清楚。”他们竟敢用这种方式宣布。他们还以为我们听不明白。他们真的是无时不刻不在想着和越南打仗！

　　我要对同志们多说说，以便你们更多地看到这件事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毛泽东问我：“老挝，有多少平方公里（土地）？”

　　我回答：大约二十万（平方公里）。”

　　毛问：“人口有多少？”

　　我回答：“大约三百万！”

　　毛回答：“那不是很多嘛！我要让我的人民到那里去，就这样！”

　　毛问：“泰国有多少平方公里（土地）？”

　　我回答：“大约五十万（平方公里）。”

　　毛问：“那么有多少人口？”

　　我回答：“大约四千万！”

　　毛说：“我的天！中国的四川省有五十万平方公里，却有九千万人。我还要让那里的更多一些的人去（泰国）！”

　　对越南，他们不敢以这种方式谈论迁移人口的事。然而，他（毛泽东）对我说：“同志呀，贵国人民真的打败了元朝军队吗？”

　　我说：“的确如此。”

　　他说：“你们是不是真的打败了清朝的军队？”

　　我说：“的确如此。”

　　他说：“也打败了明朝的军队？”

　　我说：“是的，还有你。我也打败了你。你知道吗？”我就这样对毛泽东说话。

　　他说：“知道，知道！”

　　他想拿走老挝，拿走整个泰国……还想拿走全部东南亚，让（他的）人民去那里生活。当时情况复杂。

　　过去，我们已经做出周密准备；我们并不是没有准备。如果我们没有准备，最近局势（1979年的中越战争）就会非常危险。这不是简单的事。十年前，我召集军队的兄弟来和我会见。我告诉他们苏联和美国互相争执。至于中国，他们已经和美帝国主义者联手。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你们必须立即研究这个问题。我担心军队不理解我，所以我告诉他们无论如何要理解这个问题。但是他们还是感到很难理解。这肯定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不能以其他方式讲。而且我没有让别人抓住把柄。

　　然而，如果说其他中国领导人和周恩来的观点一样，那就不对了。他们在许多方面都不同。完全可以说，最不守信用的人，满脑子大汉族思想的人，想拿走东南亚的人，主要是毛泽东，所有政策都掌握在他手里。

百城客

　　中国和越南1979年2月至3月间爆发了一场战争，在此背景下，当时的越共总书记黎笋就越中关系发表了一番讲话，涉及越共和中共、以及两国之间的多个重大历史事件。其中就指责中国打压、破坏越南与苏联的关系，企图用援助拉拢越南，邓小平甚至对越南说：“我们将每年援助你们几十亿。你们不能从苏联方面接受任何东西。”黎笋也谈到了越南在中国和苏联夹缝中生存的艰难，为了不失去中国的支持，越南甚至不敢出席苏联主持的一次批评中国的会议。　　

　　事件的历史背景是，越南在1954年4月在瑞士日内瓦会议中被以北纬17度分治。越共政权1959年决定武装统一越南，中国给予支持。据中国方面称，总共至少提供了两百亿人民币的援助。苏联也于1965年做出了大规模援助计划。

　　而美国也于1961年介入，支持南越。此次战争打到1973年时，南北双方签订停火协议，美国撤军。越共军队1975年击败南方军队，1976年统一越南，成立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与中国、苏联同属社会主义阵营。而中苏关系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之后，由于赫鲁晓夫彻底否定斯大林等事件，逐渐恶化。

　　以下是黎笋的谈话原文，括号中的内容是编者注，或者衔接性的补充。其中提到的长征，是越共中的亲华派头号人物，原名武文渠，因为对中共领导的红军长征仰慕，改名长征，是越共第二位总书记，1956年被黎笋取代。

　　如果苏联和中国相互之间没有发生纠纷，那么美国也不会那样猛烈地打击我们。由于（中苏两国）处于冲突之中，美国人就没有被阻挡。尽管越南能够和中苏双方都保持一致和团结，但实现这个目标是十分麻烦的，因为当时我们不得不在许多事情上依靠中国人。当时，中国每年提供五十万吨的食品援助，还有枪炮、弹药和钱，更不用说美元援助了。

　　苏联也以这种方式帮助我们。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保持与中国和苏联的一致和团结），事情就会十分危险。每年我都得去中国两次，就南越与他们会谈。

　　至于苏联人，我根本没有（就南越的局势）说任何事。我只谈一般性的问题。在和中国人打交道时，我却不得不说两家都在和美国人作战。我不得不到那里去，多次以这种方式和他们谈，而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双方之间建立更密切的关系。正是在这次，中国压我们脱离苏联，禁止我们与苏联来往。

　　他们使得情况十分紧张。邓小平与康生一道前来告诉我说：“同志，我们将每年援助你们几十亿。你们不能从苏联方面接受任何东西。”

　　我不能容许这一点。我说：“不，我们必须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保持团结和一致。”

　　在1963年赫鲁晓夫犯错误时，（中国人）立即发布了一项包括25点的声明，邀请我党前去发表自己的观点。长征兄弟和我以及其他兄弟一同前往。在讨论中，他们听取了我们的十条左右的意见，但是当我们谈到“不能放弃社会主义阵营时”，他们就不再听下去了。邓小平说：“我掌管着我自己的文件。我征求你们的意见，但是我不接受你们的这种观点。”

　　——我到苏联时，苏联人也因为中国的事对我很强硬。苏联召集了一个八十国（共产党）的会议来支持越南，但是越南没有参加这个会议，因为（这个聚会）不仅仅是为了帮助越南，它还被用来谴责中国。这样越南就没有去。苏联人说：“现在你们放弃了国际主义还是怎的？你们为什么这样做？”我说：“我们根本没有放弃国际主义。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做。然而，要做一个国际主义者，首先就要打败美国人。如果想打败美国人，就必须与中国保持一致和团结。如果我前去参加了这个会议，那么中国人就会给我们制造非常严重的困难。同志们，请理解我吧。”

　　——在中国也有很多不同和相反的意见。周恩来赞成与苏联建立联合阵线以反对美国。有一次，我到苏联去参加国庆活动，我能够读到中国发给苏联的电报，上面说“无论什么时候有人攻击苏联，中国人都会和你们站在一起。”

　　这是因为苏联和中国早先（1950年2月）就有一个友好条约。我坐在周恩来旁边，问他：“同志，在最近你们发给苏联的电报中，你们同意和苏联建立阵线，但是你们为什么不建立一个反对美国的联合阵线呢？”周恩来说：“我们能呀。我同意这个观点。同志们，我将和你们（在越南问题上）建立一个阵线。”彭真也在座，插话说：“这个看法非常正确！”但是在上海讨论这个问题时，毛泽东说这是不可能的，取消了这个（打算）。你们看事情有多复杂。

　　——尽管周恩来持有一些那样的观点，但是他确实同意建立一个阵线，而且对越南帮助很多。我能够搞懂，多亏了他。有一次他对我说：“我正在竭尽全力在这里生存下来，用李强为你们聚集和提供援助，同志们。”这里面，我的理解是，如果没有周恩来，这本来是根本不可能的。我欠他的情。

百城客

　　中国和越南1979年2月至3月间爆发了一场战争，在此背景下，当时的越共总书记黎笋就越中关系发表了一番谈话，涉及越共和中共、以及两国之间的多个重大历史事件。黎笋在谈话声称毛泽东怕美国，但越南不仅不怕美国，也不怕中国，并做了分析，指出越南虽然很穷，但是有五千万人口，军队很强大，有苏联、老挝和柬埔寨的支持，有安全有利的地形，完全有信心打败中国。他同时称，自己“从来没有感到仇恨中国”，只是对中国少数领导人不满。

　　以下是黎笋的谈话原文，括号中的内容是编者注，或者衔接性的补充。

　　其中提到的长征，是越共中的亲华派头号人物，原名武文渠，因为对中共领导的红军长征很仰慕，改名长征，是越共第二位总书记，1956年被黎笋取代。

　　文中提到的三哥，即是黎笋。

　　二战后初期，人人都以为国际宪兵是美帝国主义。他们能够夺取和恐吓全世界。每个国家，包括大国，都害怕美国。只有越南人不害怕美国。

　　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我的工作经历教会了我。第一个害怕的是毛泽东。他告诉我，就是说要告诉越南人和老挝人：“你们必须把老挝的两个解放区移交给（万象）（政府）。如果你们不这样做，美国就会把这作为发动攻击的借口。这太危险。”

　　对于越南，我们说：“我们不得不和美国作战以解放南越。”他（毛泽东）说：“你们不能这样做。南越必须坐等很长一段时间，从现在起等一辈子，五到十辈子，甚至二十辈子的时间。你们不能和美国人打。和美国人打是危险的。”毛泽东害怕美国到如此程度。

　　——（当年）到了要和美国作战的时候，我们在政治局的兄弟不得不一起讨论这个问题，考虑我们是不是敢于和美国人打。我们都赞成作战。政治局表示了它的决心：为了和美国人打，我们必须不怕美国人。大家思想都一致。大家都赞成和美国打，都赞成不怕美国，同样我们也必须不怕苏联。大家都赞成。我们也必须不怕中国。大家都赞成。如果我们不怕这三个东西，我们就能和美国人打。这就是当时我们在政治局所做的事情。

　　尽管政治局召集起来这样讨论问题，而且每个人的思想都是一致的，但后来仍有一个人对一位同志讲了我所说的话。那位同志起来质问政治局，说为什么三哥又一次说如果我们想要和美国人作战，我们就不应该害怕中国人？

　　当时，阮志清兄弟，他一直被怀疑同情中国人，站起来说：“尊敬的政治局，尊敬的胡伯伯，三哥的论断是正确的。必须这样说（指不必害怕中国人），因为他们（中国人）在许多事情上给我们带来麻烦。他们在这里阻挠我们，在那里束缚我们的手脚。他们不让我们打……”

　　当我们正在南越作战时，邓小平规定我只能在排以下的规模上打，决不能在更高的规模上打。他（邓小平）说：“在南方，既然你们已经错误地开始打仗，你们就只应该在排以下的规模上打，不要有更大的规模。”他们就是这样给我们施加压力。

　　——我们谁都不害怕。我们不害怕是因为我们是正确的。我们甚至不害怕我们的老大哥。我们也不害怕我们的朋友。当然，我们不害怕我们的敌人。我们已经和他们打过了。我们是人；我们谁都不害怕。我们是独立的。全世界都知道我们是独立的。

　　我们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军队，因为我国处在威胁之下，正受到欺负……没有别的办法。如果没有，那么就会极端危险，但是我国很贫穷。

　　——我们有一个强大的军队，但是这不会以任何方式削弱我们。中国人对我们有几个政策：侵略和占领我国；设法在经济上削弱我们，给我们的生活条件增加困难。由于这个原因，为了反对中国我们首先必须不仅仅打仗，也要使我们强大起来。依我看，为了这个目的，我们的军队不应该是一支耗费国家资源的力量，而应该也成为一支强大的生产力量。当有敌人来的时候，他们（战士们）立刻拿起枪杆子。没有敌人来的时候，他们就大力生产。他们在生产上将是最好的和最高的典范，生产得比谁都多。当然，这并不是个新事物。

　　——现在，我们的军队肩负着历史的责任：保卫我们的独立和自由，同时也就保护了我们全世界的和平和独立。如果中国反动集团的扩张主义政策不再贯彻执行，这将是符合全世界的利益的。越南能做到这一点。越南已经有五千万人口。越南有老挝和柬埔寨朋友，有安全有利的地形。越南有我们的阵营和全人类的支持。我们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们同志们听说过在我们党内、在我们的人民中间有谁担心我们会输给中国？当然没有。但是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的友好关系。我们不想结下民族仇恨。我再说一遍：我这样说，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感到仇恨中国。我没有这种感觉。是他们要和我们打。

　　今天我也想让同志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为中国辩护过的人，就是我本人。这是真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六十国党起来反对中国，只有我替中国辩护。我们越南人民就是这样。我要继续重申这一点：无论他们的行为有多坏，我们知道他们的人民是我们的朋友。

　　就我们而言，我们对中国没有恶感。然而（几个）中国领导人的阴谋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只提他们是一个集团。我们不提他们的国家。我们没有说中国人民对我们是坏的。我们说那是反动的北京集团。我再次严明地这样说一遍。

百城客

　　中国和越南1979年2月至3月间爆发了一场战争，在此背景下，当时的越共总书记黎笋就越中关系发表了一番谈话，涉及越共和中共、以及两国之间的多个重大历史事件。黎笋在谈话声称对此次战争并不意外，早就准备好了迎战，并且掌握了作战策略，即使中国出兵一百万，也很难南下。即使越南六万军队要与和两百万中国军队作战，也不会有任何问题。

　　黎笋还提到了邓小平的角色，邓小平在1979年之前是主张建立谈判机制，解决双方领土争端，但是被国内认为是修正主义的妥协举动，于是便“更猛烈地打击越南。”他称邓小平是“疯狂的”。

　　以下是黎笋的谈话原文，括号中的内容是编者注，或者衔接性的补充。

　　我们知道中国十多年来一直在打击我们。所以我们（对1979年1月中国的进攻）并不感到吃惊。

　　总的来说，我们打败美国人以后，就没有帝国主义再敢和我们打仗了。只有中国反动派，认为他们还能和我们打仗，并且敢于和我们打仗。但是中国人民根本不想那样对付我们。我不知道这些中国反动派中的某些人还能再继续存在多久。然而，只要他们存在，他们就会像最近（1979年的中越战争）所做的那样攻击我们。

　　如果战争来自北方，那么（中北部的）义安、河静和清化各省就会成为整个国家的基地。这些地方作为最有效、最好、最坚固的基地，是无与伦比的。因为如果（北部的）三角洲地区继续保持畅通无阻，那么形势就会非常复杂。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过去，我们已经做出周密准备；我们并不是没有准备。如果我们没有准备，最近局势（1979年的中越战争）就会非常危险。这不是简单的事。十年前，我召集军队的兄弟来和我会见。我告诉他们苏联和美国互相争执。至于中国，他们已经和美帝国主义者联手。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你们必须立即研究这个问题。我担心军队不理解我，所以我告诉他们无论如何要理解这个问题。但是他们还是感到很难理解。这肯定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不能以其他方式讲。而且我没有让别人抓住把柄。

　　在当前中国的领导人中情况也是这样。我们不知道未来事情将会怎样发展，然而，（事实就是）他们已经攻击了我们。过去，邓小平做过两件事，现在都已被颠倒了。这就是，当我们在南越赢得胜利后，中国有许多（领导人）不高兴，但邓小平却祝贺我们。结果，他立即被其他人认为是修正主义者。

　　当我最后一次到中国，我是代表团团长，而且我会见了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代表团。谈到领土问题，包括对几个岛屿的讨论，我说：“我们两国相互邻近。我们的领土中有几个地区还没有清楚地划界。双方都应该建立专门机构来考虑这个问题。同志们，请同意我。”他（邓小平）同意了，但他这样做了之后，立即被其他领导人的集团认为是修正主义者。

　　但是现在他（邓小平）是疯狂的。因为他想要表明他不是一个修正主义者，所以他更猛烈地打击越南。他纵容他们攻击越南。

　　——在打败美国人以后，我们保留一百万部队严阵以待，使得苏联同志问我们：“同志们，你们保留这么大的一支军队，是准备和谁打仗呢？”

　　我说：“以后，同志们，你们就会理解了。”我们保持这样一支现役军队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如果没有，那么这样是没有必要的。最近我们在两条战线上受到进攻，如果没有保持一支大军，那就会十分危险。

　　发动战争决不是在树林里闲逛。派出一百万军队对境外的一个国家发动战争，这会引起数不清的麻烦。最近他们调集五十万到六十万部队来和我们作战，但他们没有充足的交通设备来给他们的部队提供食品。

　　中国现在正准备三百五十万部队，但是他们不得不把其中一半留在（中苏）边界上阻止苏联人。因为这个原因，如果他们派进来一百万或两百万部队来和我们作战，我们也什么都不怕。我们只投入了六万军队，而且如果在近期我们要和两百万（军队）作战，那不会有任何问题。我们不害怕。

　　我们不害怕，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作战的办法。如果他们派进来一百万部队，他们将只能在北方获得一个立足点。（他们）深入中部、（红河）三角洲地区和河内，或者进一步南下，将是困难的。

　　同志们，你们知道，希特勒集团（也是）以这种方式猖狂进攻，然而当他们抵达列宁格勒，却不能进入。有城市，有人民，有防御工事，不可能对这每一个部分和每一个居民展开有效的攻击。即使打上两年、三年和四年，他们仍然不能进入。（北方的）每一个村庄都是这样。我们的方针是，每一个地区都是一个堡垒，每一个省份都是一个战场。我们将战斗，他们根本进不来。

　　然而，仅在前线和敌人战斗是永远不够的。必须要有坚强的后防。最近的战斗结束后，我们估计，在最近的将来，我们必须再增加几百万人到北方前线。但是由于敌人来自北方，全国的直接后方就必然是清化、义安、河静……保卫首都的直接后方必须是清化和义静……

　　我们可以使用两到三个军对他们施以沉重打击，这将使他们蹒跚不前，而我们将继续保守国土。为了这个目的，每一个战士都必须是真正的战士，每一个班都必须是真正的班。

　　——现在已经打了一仗，我们不应该主观。主观主义和轻视敌人是不正确的，但是缺乏自信也是错误的。我们不主观，我们不轻视敌人。但是我们也要自信，要坚信我们一定会胜利。

　　——中国人现在有一个进攻我们以图向南扩张的阴谋。但是在当今时代，没有任何事情能干了以后再包得严严实实。中国人才打了越南没有多少天，全世界就已喊叫起来：“别碰越南！”

　　那么，让我们把局势置于牢固控制之下，做好战斗准备，永不放松警惕。对中国方面也是一样。我坚信在五十年内，或者在一百年内，社会主义将获得胜利，那么我们就不会再有这个问题了。但是，这需要如此（长的）的时间。所以，我们必须在各方面都做好准备。

百城客

　　中越两国对立13年后，一个历史性的会晤——成都会晤打破外交坚冰，向两国关系正常化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本文作者李家忠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印支处处长，深谙个中内情。

政权更迭，中越关系出现一丝曙光

　　在1975年越南抗美战争结束后，越南当时的领导人黎笋等人没有及时医治战争带来的创伤，而是彻底背离了胡志明的路线，对内在南方强制推行过“左”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外依仗苏联的支持，推行地区霸权主义。在这一路线指引下，越南一面反华，一面加紧对老挝的控制，直至对柬埔寨发动武装入侵。他们的作为导致越南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国际处境空前孤立。

　　越共总书记黎笋1986年7月病逝。同年12月，阮文灵在越共六大上当选为越共总书记。阮文灵在六十年代越南抗美战争时期，是越共南方局领导成员，曾多次秘密访问中国，毛泽东、周恩来认为他是越南很有希望的接班人。抗美战争结束后，阮文灵不赞成当时领导人错误的内外政策，曾一再遭到排挤。阮文灵出任总书记后，急于纠正前任的一整套错误做法，提出越南要“同所有国家成为朋友”的口号。他认为，对越南来说，当时最为急迫的两件事就是要从柬埔寨撤军和改善对华关系。但是，由前任总书记的亲信、越共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阮基石把持的外交部，继续按照黎笋的一套思维行事，千方百计干扰和阻挠阮文灵的战略部署。而阮文灵作为新上台的领导人，在中央决策层中尚无深厚根基，他的一些设想也尚未得到更多领导人的理解和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实现上述目标，是极为棘手和头痛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凯山探路，阮文灵会晤张德维

　　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凯山·丰威汉1989年10月访问中国。在他的再三要求下，中国商定请邓小平礼节性简短会见。没想到，两位领导人进行了长达四十分钟的谈话，而且谈的都是十分重要的实质性问题。

　　凯山诚恳承认，过去十多年来老挝同中国的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是受了“外部的影响”，此次访问中国将标志着两党、两国关系的完全正常化。同时，凯山还转达了越共总书记阮文灵对邓小平的问候，说越南对中国的状况已有了新认识，对中国的态度也有了改变，还说阮文灵希望中国能邀请他访问中国。

　　邓小平也请凯山转达他对阮文灵的问候，并说希望在他退休之前或退休后不久，柬埔寨问题能得到解决，中越关系恢复正常。邓小平特别强调，越南必须从柬埔寨干干净净、彻彻底底地撤出军队。他请凯山将这些意见转告阮文灵。此外，邓小平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阮基石这个人爱搞小动作。”

　　凯山在回国途中在越南短暂停留，向阮文灵转达了邓小平的传话。阮文灵听后对阮基石的“小动作”更有切身体会。他意识到，邓小平虽传了话，但并未对他发出访问中国邀请。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实现访问中国，是他急于要解决的问题。1990年6月5日，在多方努力下，阮文灵总书记在越共中央会客厅会见了中国驻越南大使张德维。会见时，外交部长阮基石也在座，但谈话内容同阮基石的反华老调完全不同。估计安排阮基石陪见的用意，很可能是要让他当面听听总书记究竟讲了些什么，也许此时对他尚存有一线希望，给他一个改变做法的机会。当然，也正因为有阮基石在场，阮文灵没有把话说透。

　　会见结束后，张德维立即把阮文灵的谈话内容详细报告了中国，很快答复说，还是要越南尽快从柬埔寨撤军，并解决好撤军后柬埔寨对立双方，即金边政权和抵抗力量三派的联合问题，之后再按部就班和顺理成章地安排两国领导人会晤。

神秘人士现身使馆出示密笺

　　1990年8月16日上午，越南社科院一名姓黄的官员（黄文欢的儿子）来到中国大使馆，与张德维晤面出示了密笺，并捎来了阮文灵的口信：他决计绕开阮基石，同中国领导人直接会面。

　　8月19日夜，使馆收到了中国国内的答复。国内指示张德维设法避开越南外交部，向阮文灵身边可靠的人提出大使想于近日单独会见阮文灵，以便当面了解阮的真实意图，结果立即报部。

　　于是，张德维决定通过越南国防部部长黎德英的渠道试试看，并指示使馆武官赵锐上校立即行动。黎德英大将表示乐意同张德维见面。21日上午8时，张德维乘坐一辆不挂国旗的轿车前往越南国防部。张德维开门见山，把黄日新日前向他转告阮文灵总书记谈话的事简要说了一遍，表示他本人很想当面听取总书记的意见，希望黎德英帮助联系。黎表示将立即去办。当天下午，越南国防部外事局长武春荣紧急约告中国驻越武官赵锐说：阮文灵总书记将于22日晚7时半在国防部会客厅会见张德维，双方均不带翻译，建议张德维换乘另一辆汽车，不挂国旗。赵武官返馆后，立即向张德维作了报告。

成都秘密会晤

　　在获知阮文灵的真实意图后，张德维立即将他的谈话内容报告国内。8月28日下午，使馆接到国内的指示，请张德维转告阮文灵：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欢迎阮文灵总书记和杜梅部长会议主席于9月3日至4日对中国进行内部访问，也欢迎越共中央范文同顾问同时前往。鉴于亚运会即将在北京举行，为便于保密，会谈地点将安排在四川成都。

　　经越共中央对外部安排，29日下午4时，阮文灵和杜梅在越共中央会客厅会见了张德维。张德维向阮、杜转达江泽民和李鹏邀请他们内部访问中国的意见。阮、杜都表示接受邀请、同意中方提出的会晤时间和地点，并说将立即向越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尽快确定随行人员名单，着手准备工作。

　　30日，中国向使馆通报了此次会晤的大体日程安排，即9月3日上午，越方专机飞离河内，中午1时抵达成都，下午双方领导人会谈，晚上中方宴请。9月4日上午继续会谈，下午越方专机离成都回国。经请示同意，张德维将搭乘越方专机前往成都，参加会晤。

　　张德维从成都回来后说，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主要讨论了如何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和恢复中越正常关系问题。关于柬埔寨问题，双方着重商谈越南撤军后，柬埔寨的临时权力机构最高委员会的组成即权力分配方案。中方提出该委员会由13名代表组成，除西哈努克任主席外，金边政权出六名代表，抵抗力量方面由民柬（红色高棉）、拉那烈和宋双三派各出两名代表，共六名代表。对中方这一方案，阮文灵表示可以接受；杜梅认为，西哈努克本人也属抵抗力量，这样双方代表的比例为六比七，抵抗力量多了一个席位，估计金边方面接受起来会有困难；范文同则说中方的方案既不公平，也不合理。最后，越方同意按中方提出的方案去向金边方面说服工作。

　　关于中越关系，双方都本着向前看的态度，没有去翻老账。会晤结束时两国领导人签署了“会谈纪要”。江泽民还意味深长地引用了清代诗人江永的两句诗：“渡尽劫波兄弟在，相见一笑泯恩仇。”当晚，阮文灵激动地写了四句诗：“兄弟之交数代传，怨恨顷刻化云烟，再相逢时笑颜开，千载情谊又重建。”

　　成都会晤一年后，1991年11月，越共中央新任总书记杜梅和新任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访问中国。两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1999年2月，中越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确定了新世纪两国关系的发展框架，简要说来就是“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16个字。

[ 本帖最后由 百城客 于 2007-5-2 15:15 编辑 ]

百城客

　　中国与美国1979年1月1日建交，二十几天后，邓小平就飞到了太平洋彼岸，从28日至2月5日对美国进行了访问，会晤了美国总统卡特。不到半个月，中国和越南2月17日随即爆发了战争，战事持续至3月16日。而在战争爆发的前几个月，邓小平1978年11月还去了一趟新加坡，与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就越南问题谈了很多，李光耀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了谈话内容。

　　据李光耀回忆，邓小平当时对他说，越南如果侵犯柬埔寨，中国必会惩罚越南。中国势必要他们为此付出代价，苏联也终会发现，支持越南是个不胜负荷的沉重负担。

　　李光耀分析，邓小平急着要访问美国的原因，是为了确保中国采取行动攻击和惩罚越南时，美国不会同苏联站在同一阵线。以下是《李光耀回忆录》中的相关记载：

　　同中国副总理邓小平会面是一次难忘的经历。1978年11月，这位高龄74岁，矮小精悍、敏捷硬朗，不到五英尺高的长者，身穿米色毛装，从巴耶利巴机场的一架波音707客机上走下来。他脚步轻快，检阅了仪仗队之后，同我一起乘车到总统府的宾馆去。那是我们总统府里的迎宾别墅。当天下午，我们在内阁会议室进行正式会谈。

　　我在1976年到北京访问时，他没法跟我会面，当时他遭受排挤，得靠边站。他先是被四人帮所挫败，但最终反而是他们被打倒。他花了两个半小时谈苏联对世界构成的威胁。他说，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和人民必须组织联合阵线，同声反抗战争贩子。他引述毛泽东的话说，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对付那个“王八蛋”。

　　他全盘分析了苏联在欧洲、中东、非洲、南亚和中南半岛的行动策略。苏联在越南大大占了上风。有些人不明白中国和越南的关系为什么这么糟，中国又为什么必须采取行动切断对越南的援助，非但不把越南争取过来，反而把它推向苏联。但是关键问题在于，越南怎么会在丝毫不符合自己利益的情况下，还要完全倾向苏联。这是因为越南“多年来有个成立中南半岛联邦的美梦”。就连胡志明也有过这种想法。中国向来都不苟同。越南把中国视为实现中南半岛联邦的最大障碍。中国的结论是，越南非但不会改变立场，而且会变本加厉地反中国，把大批越南华裔驱逐出境，就是最好的证明。中国是经过慎重考虑，才决定停止对越南的援助的。

　　邓小平说，中国总共为越南提供了一百多亿美元，现值两百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一旦中国撤回对越南的经济援助，苏联就必须独自挑起这副担子，但是他们又无法满足越南的需求，只好让越南加入经济互助委员会（相当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东欧共产集团经济共同体），把担子推给东欧国家。

　　邓小平说，今后十年，中国会考虑再把越南从苏联手中拉过来。我暗想，邓小平是从长计议，跟美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

　　他说，真正紧迫的问题是，越南可能大举进攻柬埔寨。中国应该怎么做？他反问。接着又自问自答，中国要怎么做，就得看越南这一步走得多远。他一再重复这一点，不直接表明会对越南进行反击。他说，越南一旦成功控制整个中南半岛，许多亚洲国家将失去掩蔽。中南半岛联邦会逐渐扩大影响力，成为苏联南下进军印度洋的环球战略的一步棋。

　　晚宴上他很友善亲切，情绪却没有放松，脑子里老是想着越南入侵柬埔寨的事。我追问，既然如今泰国首相克良萨将军已经表明会站在中国这一边，并在曼谷热情地接待了他，以实际的行动做出承诺，中国接下来会怎么做？他再度喃喃地说，这就要看越南的行动有多严重了。我的印象是，越南的行动要是止于湄公河，情况也许不至于那么危险。反之，攻势一过了湄公河，中国就不可能再按兵不动。

　　几个星期前，越南总理范文同10月间到新加坡访问时，就坐在邓小平现在所坐的位子上。我问范文同，越南怎么会面对海外华人的问题，他不客气地说，我身为华人，应该清楚知道华人在任何时刻都会心向中国，就像越南人无论身在何处总会支持越南一样。范文同怎么想我倒不很在乎，令人担心的却是他也对马来西亚领导人说出这一番话之后，可能引起的冲击。

　　我追述另一事件。越南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曾经对四个亚细安常任代表说过，越南平等对待越南的华裔，这些华裔却忘恩负义，16万人从河内越过边境逃到中国去，或者纷纷乘船大举逃出南越，这全都是华裔忘恩负义的结果。印尼的常任代表也不顾另外三名来自菲律宾、泰国和新加坡的常任代表都是华裔，口口声声说越南人对待国内的华裔过于仁慈善良，说越南应该向印尼看齐。我要让邓小平彻底明白，新加坡面对的是邻近国家最直接最本能的猜忌和疑心。

　　邓小平强调，中国心口如一。中国人从不隐瞒自己的看法，说一句是一句。他说，中国之所以重申它的华侨政策，原因有二：第一、越南的反华行动；第二、基于中国内部的考量，这关系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的迫害。海外华侨留在内地的亲戚被折磨得很惨，遭迫害或监禁的例子不计其数。邓小平要重新确立中国对海外华裔的立场，声明中国赞同和鼓励他们接受居留国的公民权，并呼吁那些希望保留中国国籍的华侨遵守侨居国的法律，同时表明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在柬埔寨问题上，他向我保证，中国处理方法不会因为苏越签订友好合作条约而受影响。即使越南要求苏联联手威胁中国，中国也不会被吓倒，更何况苏联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招惹中国。他一脸严肃地说，越南如果侵犯柬埔寨，中国必会惩罚越南。中国势必要他们为此付出代价，苏联也终会发现，支持越南是个不胜负荷的沉重负担。

　　前往机场途中，我直截了当地问他，万一越南真的进攻柬埔寨，他打算怎么做。他可会任由泰国脆弱无助地自生自灭，冷眼看他们受尽威胁恫吓，然后向苏联靠拢？他撅起嘴唇，眯着眼睛喃喃地说：“那得看他们这一步走得多远。”

　　我说，泰国首相如此公开而全心全意地在曼谷接待他，他得有所行动才行，克良萨将军还得靠中国来维持某种势力均衡。邓小平看来非常困扰，他再喃喃地说：“那得看他们做到什么地步了。”

　　邓小平1979年1月底访问美国并在美国没有承诺摒弃台湾的情况下，同卡特总统恢复中美邦交。他要确保中国如果采取行动攻击和惩罚越南时，美国不会同苏联站在同一阵线。这正是他急着要访问美国的原因。

　　我当时正在香港粉岭总督府宾馆度假，打高尔夫球，在那儿遇上一位曾经任职于《泰晤士报》的中国问题专家大卫·博纳维亚。他认为邓小平的警告不过是空口唬人，因为苏联海军已驶入南中国海。我说我刚在三个月前跟邓小平见过面，他绝对是个说话谨慎的人。两天后，也就是1979年2月16日，中国军队攻入越南北部边境。

百城客

中国评论通讯社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２００６年出访越南，中越关系又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机遇。但是，西方舆论一直认为中越关系环节薄弱，始终不看好，始终不相信。如有名的中越关系“情如纸薄”论，就是典型一例。

　　德国亚洲学院越南问题专家维格尔教授曾说过：“有一点非常清楚，中越的友好关系其实比纸还薄，一点点事端就可以葬送双方的友谊。我想说的是，中越的关系非常敏感，双方必须不断努力，消除非常深的不信任感和积怨。”

　　西方学者得出这种结论，并不奇怪。中越友好关系历史悠久，但是毕竟曾经发生过矛盾与冲突。对于中国与越南有无能力彻底消除相互之间的不利因素，西方学者长期来是雾里看花，看不清楚。同时，中国与越南之间，的确经历过非常敏感时期，的确经历过不断努力消除不信任感的时期。但是，时至今日，还以为中越关系停留在这样的阶段，可能是失误的判断。

　　中国与越南之间，目前不存在重大的意识形态分歧，中国的改革开放与越南的开放革新，共同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没有根本的冲突。中国人民与越南人民不存在敌意，没有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冲突，人民关系和谐。中越国家领导人关系密切，来往频仍，沟通畅顺。所以说，中越关系正处在最佳的时期，最厚实的时期，全面发展的时期。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农德孟日前说，在新时期，越中两党两国有着共同的追求和相同的任务。越方将与中方加强交流，增进合作，共谋发展，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农德孟的话，是目前越中关系最好的写照。

　　中越关系能够得到良好的发展，这与中国极力推行睦邻、安邻、富邻政策是分不开的。越南完全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在追求和谐的国与国关系。中国的诚意，没有什么可怀疑的。特别是中越两国把“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作为关系发展的十六字指导方针，基本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西方舆论认为的最敏感问题，不外是中越边界纠纷问题。但是，中越推进海上合作，确保完成陆界勘界工作，是胡锦涛定下的发展中越两党两国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得到了实质性的突破，如北部湾划线问题的妥善解决。对于这一类的敏感问题，中越不是回避，而是积极面对、全力以赴解决。

　　应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农德孟、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阮明哲的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于11月15日至17日访问越南。非常明显，中越两国对此都寄予厚望，希在良好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获得更大的突破性发展。

　　越共中央总书记农德孟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即将对越南进行的国事访问必将极大地推动越中睦邻友好与全面合作，揭开两党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越方热切期待此次访问，将与中方共同努力，确保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中国国务委员唐家璇则强调，中方高度重视胡锦涛即将对越南进行的国事访问。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中越两党两国领导人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就中越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深入地交换意见，达成新的共识，为今后合作指明方向，必将对中越关系的长期发展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由是可知，胡锦涛主席在越南期间，中越之间必会达成新的共识、获得新的合作进展。

　　所以，用“情如纸薄”来形容当前的中越关系，可能是失当的，是偏颇的。任何国家之间，都有矛盾，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这是难免的。但是，绝对不可以从一两件偶发的或者突发的事件来作判断、来下结论。西方国家常常以己度人，用自己的思维模式来推断中国，所以，得出的结论总是不客观的。

　　“情如纸薄”不恰当，那应该用什么形容词来概述中越关系呢？情重于山，可否？我们认为，一点也不过分。（作者：丘峦，该社评论员）

[ 本帖最后由 百城客 于 2007-5-2 15:10 编辑 ]

百城客

　　2006年8月底，越共总书记农德孟访华后，媒体传出消息说，曾有154名中国军人阵亡的法卡山归属已定，即由中国及越南平分，两国均不在此驻守军队。

　　曾有传言说，中国是以法卡山与老山作交换，但后经驻守老山的士兵证实并非如此。消息真假不论，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农德孟会晤后，表示将妥善解决边界纷争倒是千真万确。双方发表《中越联合新闻公报》，同意进一步推进北部湾湾口外海域划界谈判，并确保2008年前完成陆地边界全线勘界立碑工作。

　　相比解决其他的领土争端，中国在同越南边界勘定问题上是积极的。而历史上中越的领土划分似乎总是与世界格局纠缠不清。

中越承认历史划界

　　中越的边境问题应该始于唐朝末年。公元968年，丁部领趁唐朝末年藩镇割据之机，脱离唐帝国，建立丁朝，取名“大瞿越”。这也是中越关系的开端。

　　两国首次勘界则是在宋代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并在次年定界。1885年和1897年清朝政府和当时统治越南的法国殖民政府会勘立碑，明确定界：中越陆地边界东起广西的北仑河口，西至云南省的李仙江以西，边界线全长一千三百四十七公里，双方在边界上树立了三百多块界碑。

　　中共和越共执政后都表示愿意尊重这条边界线。一是因为中共和越共是“同志加兄弟”的生死盟友，二是因为越南是中国地缘政治的重要一环。而从越南方面来讲，中国则是当时世界上惟一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家。

中越关系的美苏因素

　　冷战时期，越南抗法胜利后，美国把越南当作遏制共产主义的地缘桥头堡，对越南发动特种战争，后来并直接派兵参战。与此同时，中苏关系恶化。

　　作为南大门的越南攸关中国国家安全，整个东南亚将顺势纳入围堵中国的势力圈中。于是，毛泽东决定援助越南，打破美苏的围堵。

　　但抗美援越不同于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已经与苏联呈对立面。为了不与超级大国美国撕破脸，遂采取秘密援越的方式。因此，在这场长达八年的战争中，一千一百名阵亡中国军人做了无名英雄。中国向越南提供了总值超过两百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和经济援助，除了一千一百名官兵埋尸越南外，四千二百多人身负重伤回国。越共总书记黎笋也承认，“我们一直认为，能向我们提供最直接、最紧急和生死关头的援助的是中国，不是苏联。”

　　而就是在黎笋主政时期，越南逐步倒向苏联。中苏关系恶化后，中越关系也呈现复杂化。1975年越南出兵占领南沙群岛六个岛屿。越南外交部同时向中国大使馆表示：“长沙群岛（即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越南领土”。随后，越南出版的地图把西沙、南沙群岛列入越南的版图，并企图占有中越的共同内海北部湾的三分之二海域。

　　同时，越南在中越边境实行“环境净化”，把大批迁居越南的中国边民驱逐回国，接着又大举驱逐华侨。至1978年底，二十万华侨和华裔被驱逐出境。越共四中全会将中国列为“最直接、最危险的敌人”和“新的作战对象”，提出“一切为了打败中国”。

　　1979年2月，中越边境战争爆发。法卡山、老山、扣林山、者阴山成为主战场。

一超多强时代 中越领土之争以和为贵

　　1989年苏联解体，越南当年即异乎寻常向中国作出友好姿态，在宣传上停止攻击中国，更多介绍中国经济改革。1990年5月，越共总书记阮文灵第一次公开表示要求访问北京，讨论同中国恢复友好关系。

　　而在柬埔寨问题解决后，北京也表示愿意保持和发展同越南的睦邻友好关系。1991年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双方发表新闻公报称，将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领土问题。

　　此后，中越经过多轮谈判，不仅大陆架划界取得进展，并通过十八轮磋商，在北部湾海上边界划定了中国第一条海上边界线。在今年8月底农德孟访华时，两国不仅同意进一步推进北部湾湾口外海域划界谈判，并确保2008年前完成陆地边界全线勘界立碑工作。

　　与解决中日东海之争不同，中国对越南并没有在政治上筑起高高的藩篱，也没有采取搁置争端的做法，而是政治经济双管齐下。不仅支持越南入世，而且积极推进边界立碑。这显示出北京在中日关系上和中越关系上的不同考量，也显示出中国期望借越南扩大在东南亚的影响力。

　　目前，东南亚十国中有一些国家仍然对中国保持着警惕，北京或许试图通过解决中越领土争端，让其他国家相信中国其实是一个温和的、值得信赖的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