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肇：漂在德国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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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 肇

　　我的前老板张晓平多年以前在特立尔大学攻读人种学博士学位，这是个令人费解的专业，我曾经多次曾经刨根问底想知道他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个专业？想要在学术上有何作为？他总是笑而不答。恕我孤陋寡闻，在历史上把人种理论发挥到极致的，好像也就阿道夫-希特勒一个人，这也许就是张晓平到德国来学习这门专业的唯一理由。
那时候他还告诉我一件令人羡慕不已的事情：根据德国的学制，既有本科一口气读6年，直接硕士生毕业的，也有研究生念4年，直接成博士的。然而，来了几次德国之后，与中国留学生们接触多了，才知道，在这里入学容易毕业难！全德几千名中国留学生，每年毕业的，不过2、3百人而已！

　　“我一穷学生”是王亮的口头禅，他在德国四年，基本上每个月都是对付着过来的，到月底正好吃完最后一顿饭，没钱了。以前有女朋友时，多少还有些精神寄托，现在女朋友也分手了，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更是对付着过日子，一天吃几顿饭、吃不吃都不大在意了。像他这么大的孩子，在家里谁不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王亮在到德国三年半的时候回过一次国，全家14个亲友齐出动，一半在家做饭，一半到机场迎接。到机场一出关，老妈不顾一切地冲进去抱他，几个保安都没拦住！晚上睡觉，父母争着抢着要跟他一被窝……然而，一不留神，王亮被油烫了右手，没法考试了，课余在餐馆的零工也打不上了。王亮在慕尼黑陪我一起去看了一场邵佳一的比赛，出来之后一再道谢，因为门票非常贵，这是他来德国后最奢侈的一次“娱乐活动”。

　　从凯撒斯劳滕转学到莱比锡的王健也喜欢说这句话，一问他，在德国都有什么业余爱好，他第一句话就是：“我一穷学生，爱什么好啊！”王健从小喜欢足球，可是也从来没有进过球场。他介绍了很多关于莱比锡的知识给我，却竟不知道莱比锡火车站第24号站台上摆着的那个蒸气机车有什么典故？因为他每次到火车站都是来去匆匆，根本无暇旁顾。从莱比锡到法兰克福的火车票大约是60欧元，王健嫌贵，他总是在网上寻找那种同为穷人需要分担汽油钱的车主，一般都是5个人挤一在一起上路，平均下来各摊20多欧，就省这么几十块钱，在王健看来，绝对是个大数。

　　在斯图加特学汽车制造的赵轶也是从凯撒斯劳滕转学过去的，作为奔驰的总部，我认为这里简直就是汽车世界的首都。然而，德国人做事之绝实在令人惊叹，怕被外国人偷学了核心机密，竟然明文规定只允许非汽车专业的学生到奔驰厂实习、打工。这份工作的薪水相对来说高一些，可是赵轶由于“专业不对口”而无缘进厂，实在是天大的遗憾，其实，即使不是学汽车的学生，谁到了奔驰厂门口不想进去看上一眼？

　　我有几次给徐晓峰打电话都无人接听，但是在半夜12点之后一般他都会回话，因为他在麦当劳打工的时间是下午4点到12点，这期间根本接不了电话。在我印象中，这种快餐店里的员工都很上足了发条一样，不要说上了岁数，超过25岁都难对付。由于在德国的多数中国留学生都是苦孩子出身（动辄掏出几千欧元买车的富家子弟另当别论），不打工挣钱就难以维持生计，所以他们的学分往往不能按期完成，延迟一两个学期毕业就算是很成功的了。还有一些人，上大学只是为了拿个学生身份，以便住廉价的学生公寓、打工不交税、坐公交车享受折扣价，然后拼命去打工挣钱。

　　混在纽伦堡的张海早就不上学了，他是我所见到的中国留学生里面德语说得最好的一个，因为他基本上没在学校里呆几天，对德国社会的了解也远远比其它学生深刻。他最大的理想就是找到一家德国公司准备在中国开分店的，北京上海都行。在德国上保险，按德国人的标准挣工资，然后到中国去花，每一分钱都会膨胀出10倍来，可以随便挥金如土，过上豆浆买两碗，喝一碗倒一碗的日子，那才叫人生啊！

　　在中餐馆里，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中国女留学生，只知道埋头打工，一句德语也不会，即使你用汉语跟她交流，也是一言不发，眼睛盯着墙角的某个地方。老板悄悄告诉我说：这孩子是黑在这里打黑工的。在中餐馆里拼上一个月，大概能挣1000欧元，租房什么的扣去一半，还剩500欧算是积蓄，前提是不要得病，不要惹事，不要跟陌生人搭话，否则万事皆休。你人生能自由只是，在某个子夜梦会的阁楼里，对着中国的方向大哭一顿，然后问自己一句：为什么？为什么我要到德国来过这涮不尽盘子的日子？

　　年少时候，谁没有梦？年复一年，一批批以出国留学为人生理想的中国孩子前赴后继地来到德国，然而，当他们漂在德国，像王亮那样搬了20多次加之后，才会恍然大悟：读书只是手段，是过程，而我们往往稀里糊涂就误把它当成终极目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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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乱七八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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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真实的，最后一句话是对的，读书是手段，不是终极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