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系统视角下全球媒体与智库涉“一带一路”的议题竞合和舆论协同(2014—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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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复杂系统理论为视角，本研究考察全球媒体与智库涉“一带一路”的议题竞合与舆论协同机制。利用计算传播方法，对78956条媒体文本和2090条智库文本（2014—2024年）进行分析后发现，媒体和智库讨论数量均呈现增长趋势且变化高度同步，媒体相对稳定积极表达情感而智库呈现更大的波动。媒体讨论数量对智库讨论数量存在显著影响，共建国家媒体对非共建国家智库有持续显著影响。主题分析揭示，在政治议题上非共建国家保持相对优势，经济议题呈现多元互动模式，而文化议题则展现出最高程度的互动性和包容性。“一带一路”传播中的权力动态变化和话语结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传统的“中心—边缘”传播模式。研究结果为国际传播研究引入了新的理论视角，为优化“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传播策略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

作者简介

宣长春，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厦门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钧昊（通讯作者），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林婧，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全球媒体与智库涉‘一带一路’话语建构与传播效果研究”（项目编号：24FXWB017）的阶段性成果。



一

引言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其在国际舆论场中的形象塑造已成为一个复杂而动态的过程，涉及多方因素的相互作用和持续演变。自2013年“一带一路”提出以来，这一倡议不仅重塑了全球经济合作格局，也对国际传播生态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这一背景下，传统的国际传播理论和研究方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一带一路”作为一个跨国性、多维度的宏观议题，其传播过程涉及多元主体、多层次互动和多尺度影响，难以用简单的线性模型进行解释（Sidaway & Woon，2017）。另一方面，随着全球信息环境的快速变化，特别是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舆论形成和传播的机制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预测（Thussu，2019：61-65）。面对这种复杂性，本研究认为有必要引入新的理论视角和分析工具，以更全面深入地理解“一带一路”的国际传播动态。

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应用复杂系统理论，对“一带一路”国际传播的机制进行全面考察，特别聚焦于全球媒体与智库在这一进程中的议题竞合与舆论协同。这种研究路径不仅能够捕捉传统传播理论难以解释的非线性互动等现象，还能为我们理解国际舆论的形成机制提供新的洞见。通过考察媒体和智库这两个关键舆论主体的互动，本研究旨在揭示“一带一路”国际传播中的权力动态、信息流动和框架竞争，从而深化我们对当代国际传播格局的认识。基于复杂系统理论的分析，也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国际传播研究的理论框架，为未来的研究提供新的方向和启示。

基于此，本研究综合自然语言处理与时间序列分析，对2014年1月至2024年6月期间的78,956条媒体文本和2090条智库文本进行了系统计算。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国际传播呈现出典型的复杂系统特征，包括非线性互动和多尺度性等。媒体和智库之间、共建国家和非共建国家之间的互动展现出复杂的动态特征，反映了国际舆论格局的深刻变化。特别是本研究揭示了共建国家在文化与经济议题上获得了更多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传统的“中心-边缘”传播模式。本研究不仅深化了对“一带一路”国际传播机制的理解，也为国际传播研究引入了新的理论视角。通过揭示媒体与智库在舆论形成过程中的复杂互动，本研究为优化国际传播策略、提升“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认知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

二

文献综述和问题提出

（一）从多元主体到复杂系统：重思国际传播的互动机制

国际传播研究虽已日益关注多元主体，但对“智库”这一关键角色的系统性考察，特别是其与媒体之间形成的复杂互动关系，仍显不足。智库作为连接学术、政策与公众的桥梁（McGann，2016；Stone，2007），其舆论塑造功能不容忽视，然而既有研究常将两者割裂看待（Rich & Weaver，2000）。在“一带一路”这一重大议题上，这种局限性尤为突出，相关研究多停留在静态的案例分析（宋瑞琛，2017）或话语摘录（王灵桂，高子华，2019），未能揭示多主体间动态的深层关系。这种研究现状凸显了传统线性传播模型在解释当前复杂传播现象时的无力（禹卫华，2023），为此，复杂系统理论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喻国明，耿晓梦，2022）。该理论将传播视为一个由多元主体交互构成的自适应系统，其非线性、自组织等核心概念，恰能解释智库的研究成果如何触发媒体的集中报道，而媒体议程又如何反向影响智库的研究重点，从而形成反馈循环。

因此，本研究立足复杂系统理论，旨在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将智库与媒体视为“一带一路”国际传播生态系统中的核心节点，考察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议题竞合与舆论协同。在“一带一路”议题上，智库与媒体通过话语联动（汤景泰，史金铭，2022）和复调传播（罗昕，张骁，2023）共同塑造国际舆论，其互动过程本身就展现了典型的复杂系统特征。本研究将依托计算方法，对全球多国媒体与智库的长期文本数据进行系统性分析，以期揭示这一复杂传播系统中的深层机制。这不仅能深化对“一带一路”国际传播的理解，也力图为国际传播研究引入新的理论视角与分析工具，为提升我国对外传播效能、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提供有益借鉴。

（二）智库—媒体互动：从议程设置到全球话语网络

在国际传播生态中，智库与媒体的互动是塑造舆论和影响政策的关键机制，其复杂性已超越传统议程设置理论的解释范畴。研究表明，智库作为日益重要的“政策知识生产者”，能够通过提供专业分析和框架化建议，系统性地启动并影响公共政策议程在媒体中的扩散（Entman，Matthes & Pellicano，2009）。然而，这种互动并非单向的议程传递，而是一个复杂且双向适应的动态网络：智库通过举办研讨会、发布报告等方式向媒体系统性地输出议题，而媒体的报道重点与舆论反响也会反向塑造智库的研究议程，形成一种制度化的反馈循环（Abelson，2002：88-106；Stone，2007）。在“一带一路”这类重大国际议题上，这种共生关系尤为突出，各方会根据国际反馈持续调整叙事策略，共同构成一个远非线性模型所能解释的复杂“知识政体”（Stone，Denham & Garnett，1998：12-17）。

尽管学界已认识到这一互动的重要性，但现有研究仍存在两大核心局限，导致我们对“一带一路”全球舆论的理解存在盲区。其一，研究视角受限，多数研究聚焦于西方发达国家内部，而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下共建国家与非共建国家之间的跨国互动网络缺乏系统性考察。其二，分析方法单一，既有研究多停留在定性的案例分析或话语摘录，难以捕捉舆论协同的动态形成过程，也无法量化评估不同主体与议题下的互动效果。为回应这些研究缺口，本研究旨在通过大规模、长时序的跨国数据比较，深入剖析全球智库与媒体在“一带一路”议题上的互动结构与动态过程，力图构建一个更为全面和动态的智库—媒体互动模型，从而深化对当代国际舆论生产过程的认识。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国际传播秩序变化和调整

“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传播深刻揭示了国际传播秩序正在发生的结构性演变。随着中国崛起，旧有的“中心—边缘”传播结构受到挑战，许多共建国家不再简单追随西方话语，而是形成了独立观点（Neuman et al.，2014）。这一分化体现在情感与话语框架两个维度上：共建国家媒体与智库普遍以积极情感（Lain，2018），构建发展主义与合作共赢的叙事框架（Liu，Dunford & Gao，2018；Sidaway & Woon，2017），将其与本国发展机遇相结合；而非共建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则更多表现出审慎、怀疑甚至负面的情感（宣长春，林升栋，2021；Garlick，2020），并常采用地缘政治、战略风险乃至“债务陷阱”等框架进行解读（Lai，Lin & Sidaway，2020）。这种系统性的情感与框架差异，不仅是各国政治立场、经济利益和文化认同的深层反映（邵斌，蔡颖莹，余晓燕，2018），也直接影响了“一带一路”的国际形象。

尽管现有研究已描绘出这一秩序演变的静态图景，但对其内在的互动机制，特别是媒体与智库这两个关键行为体之间的动态关系，仍缺乏系统性探究。学界对两者在情感表达和主题建构上的相互指引关系知之甚少，且现有研究多为定性描述，无法在宏观层面和长时序中对这一新兴传播生态的互动结构进行量化检验（赵永华，王睿路，2022）。因此，当前研究的关键缺口在于，未能揭示这一全球舆论分化格局背后的形成机制。这凸显了本研究的紧迫性与重要性，即系统考察全球智库与媒体的互动如何共同塑造了“一带一路”的国际舆论，由此提出如下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一：全球媒体与智库在“一带一路”议题上的传播规模及情感倾向呈现什么样的演变特征？二者之间存在怎样的指引关系？

研究问题二：全球媒体与智库在“一带一路”议题的主题框架选择上存在怎样的指引关系？

研究问题三：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与非共建国家之间，媒体与智库的传播规模及情感倾向呈现何种差异？二者之间存在怎样的指引关系？

研究问题四：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与非共建国家之间，智库与媒体的主题存在怎样的指引关系？

三

研究方法

（一）数据采集与预处理

围绕本研究的核心议题，研究对象聚焦于海外英文媒体和主要国家智库涉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话题的文本数据。在媒体方面，使用ProQuest报刊数据库采集全球主流英文媒体的数据，ProQuest数据库是世界最为全面的英文报刊数据库之一，具有丰富的媒体资源与较多的变量属性，是当前西方报刊研究主要采用的数据源（包凌，蒋颖，2012）。在智库方面，为确保样本的代表性和多样性，研究选取的国家涵盖不同地理区域和发展水平（Stone & Denham，2004：2-10）、地区政治经济影响力（Zimmerman，2016：63）以及“一带一路”相关性（Hong，2016），最终确定的国家对象包括：非共建国家（美国、英国、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和共建国家（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南非、意大利）。研究采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报告》作为各国智库遴选标准。该报告凭借其透明、客观的综合评估体系，已成为评估智库全球影响力的权威工具（McGann，2020）。基于报告中的区域智库影响力排名，本研究选取各国排名靠前的智库进行官网检索。基于“一带一路”官方政策文件与国际主流媒体报道的表述方式，研究者以“belt and road” OR “silk road” OR “one belt and one road”OR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R “silk road economic belt”为搜索条件，确保信息采集不出现遗漏。在时间段上，2013年9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首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随后在同年10月3日于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中提出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这两个倡议共同构成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内容，并标志着这一重大国际合作战略的正式提出。因此，研究者将搜索时间设定为2013年9月1日至2024年6月1日，数据结果包括标题、报刊名称、年份、日期、出版地点、出版国家、作者与正文等。

（二）数据清洗与处理

研究者删除“丝绸之路黑市”“丝绸之路医药器械公司”等无关话题，并基于采集报刊的当地发行量与影响力删去部分非主流媒体，确保在第一母语为英语的国家中，涉及报纸均具有权威性，如美国《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英国《金融时报》《泰晤士报》等。在第二母语为英语的国家中，所涉英文报刊仍具有较强影响力，如印度《印度斯坦时报》《印度教徒报》，巴基斯坦《巴基斯坦观察家报》等。因智库的文本从2014年开始，研究者进行了时间匹配，最终保留78956条媒体文本，2090条智库文本。

（三）数据分析方法

1.情感计算

本研究采用词典法进行情感分析，使用在传播学等领域得到广泛认可的LIWC工具。该方法无需人工编码，尤其适用于本研究涉及的报纸、智库报告等长文本分析，其信效度已得到既往研究充分验证（党明辉，2017；宣长春，吴钧昊，2022）。最终情感分值由每篇文本中积极情感词比例减去消极情感词比例得出。

2.LDA主题模型

为从大规模文本中系统性地挖掘潜在议题，本研究采用LDA（隐含狄利克雷分布）主题模型。作为一种无监督学习算法，LDA能够基于词语共现规律自动发现主题，有效克服传统内容分析中人工编码的主观性偏差，尤其适用于本研究所处理的长文本数据（张培晶，宋蕾，2012）。研究者基于Sklearn库实现该算法，并综合主题一致性与困惑度指标确定了最优主题数。

3.格兰杰因果分析

为检验媒体与智库间的议程指引关系，本研究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Granger Causality Test）。该方法通过分析一个时间序列的过去值能否提升对另一个时间序列的预测能力，来判断两者间的时序指引关系，尤其适用于分析当前信息环境下的媒介互动（黄阳坤，袁雨晴，陈昌凤，2022）。需要明确的是，此方法揭示的是变量间的预测能力而非严格的因果关系，仍能够同时测量两个时间序列之间的互动关系，适用于考察媒体与智库在议题传播过程中的指引关系。

考虑到议题传播的“时滞效应”（Stone & McCombs，1981），以及“一带一路”作为国际议题的特征，本研究以“月”为时间单位。为确定VAR模型的最优滞后期，本研究依据AIC（赤池信息准则）与BIC（贝叶斯信息准则）进行检验。结果显示，AIC在滞后期为2时达到最小值（14.8829），而BIC在滞后期为1时达到最小值（15.1114）。鉴于BIC准则在避免模型过度拟合上更具优势，本研究最终选择1个月为最优滞后期。在对各主体的月度文本数量与情感均值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确保数据平稳后，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

四

研究发现

（一）讨论数量与情感倾向比较

对2014至2024年全球媒体与智库涉“一带一路”的关注度与情感倾向进行分析后发现，二者在议题数量上高度同步，但在情感表达上则呈现显著分化，揭示了其在国际传播中既协同又分工的复杂关系。在关注数量上，二者的讨论量均历经初期（2014—2016）的缓慢增长、中期（2017—2019）的快速上升及后期的高位波动，整体变化趋势高度同步。这种“同频共振”的现象表明，媒体的广泛报道与智库的深度研究形成了动态的议题竞合格局，共同推动了议题的持续演进。然而，在情感倾向上，二者表现出明显差异。媒体报道的情感基调长期保持在正值区间，态度相对稳定积极；而智库的分析则呈现出更大的波动性，情感表达更为复杂审慎，从初期的偏负面逐步转向中性。这种情感上的“温差”清晰地反映了两者在舆论场中的功能分化：媒体倾向于扮演积极成果的传播者，而智库则承担着提供更多元、批判性深度分析的角色。

（二）数量与情感指引情况

研究者进一步对总体媒体与总体智库，共建国家媒体与智库、非共建国家媒体与智库，在数量与情感上进行格兰杰因果计算，结果见表1的Part1部分，研究结果显示了“一带一路”国际传播中媒体—智库互动的具体运作过程。





数据表明，在一阶滞后到四阶滞后上，总体媒体讨论对总体智库讨论产生了显著的指引作用（一阶滞后F=8.02，p<0.01；四阶滞后F=3.05，p<0.05）。这一现象反映了媒体和智库之间的互动规律：当媒体对某个议题进行报道时，智库会迅速做出反应，开展初步研究和分析，这种快速响应保证了智库能及时参与重要议题的讨论。同时，媒体的持续报道，比如对重大项目进展的跟踪报道，会推动智库展开更深入的研究，包括政策分析、风险评估等。这些研究成果又会为媒体提供新的报道素材和专业视角，形成良性循环。与此同时，媒体对智库的影响（F=8.02，p<0.01）明显大于智库对媒体的影响（F=0.62，p>0.05）。这种差异说明媒体和智库在“一带一路”传播中形成了明确的分工：媒体通过大量及时的报道为智库指明研究方向，智库则通过深度分析将媒体提供的信息转化为政策建议。这种配合使整个传播体系既能快速响应新议题，又能持续产生有深度的分析成果。这一发现表明，“一带一路”国际传播初步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知识生产体系，其中媒体和智库在各自发挥专业优势的同时保持密切互动，通过及时反馈和持续互动共同推动了议题认知的不断深化和完善。

具体到不同主体的行动中，共建国家和非共建国家都扮演着重要而独特的角色。非共建国家对共建国家的影响表现为多层次的传导机制：其媒体对共建国家媒体（一阶滞后F=8.16，p<0.01）和智库（一阶滞后F=7.97，p<0.01）均产生显著影响，智库对共建国家智库也有明显影响（一阶滞后F=11.24，p<0.01）。这种影响通过两条并行路径传递：一是直接触发共建国家媒体的跟进报道，形成议题共振；二是通过影响本国智库的研究方向（一阶滞后F=12.76，p<0.001），间接推动共建国家智库开展相关研究，深化议题讨论。这种多路径的传播机制不仅提高了系统的韧性，确保重要议题能够得到持续关注和深入分析，还促进了议题在不同层面的充分讨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传播链条。当非共建国家媒体报道某个重要议题时，这种双重路径可以同时激活媒体的快速反应和智库的深度研究，从而实现对议题的全方位推进。

共建国家则展现出独特的影响特征：其媒体对非共建国家智库产生持续且显著的影响（一阶滞后F=12.80，p<0.001；四阶滞后F=3.03，p<0.05），智库对非共建国家智库也有短期显著影响（一阶滞后F=7.77，p<0.01）。这种影响模式显示出共建国家在塑造国际政策议程方面具有持久性优势，特别是能够通过具体项目进展报道和系统性政策研究持续影响非共建国家的研究导向。共建国家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长期政策议程的设置上，其媒体着重报道具体项目进展和实践成果，为国际社会提供第一手的发展经验；智库则致力于政策分析和理论构建，深化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学理性认知。这种媒体和智库的协同作用，使得共建国家在议程设置和话语体系构建上发挥着更大影响力。

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国际传播的系统复杂性，共建国家和非共建国家之间存在多层次、多方向的影响关系，媒体的议程设置作用（如总体报道数量对智库数量的影响）和智库的持续影响力（如非共建国家智库对共建国家智库的影响）共同塑造了一个动态的舆论场。这种双向互动构建了一个“一带一路”传播生态系统：非共建国家通过灵活的多路径传播机制，提供多元视角，推动议题向纵深发展；共建国家则通过持续的项目报道和政策研究，在长期政策议程设置上发挥引导作用。对比数量与情感的结果可见，虽然各个主体之间存在注意力上的指引，但是对“一带一路”的情感倾向总是相互独立，表现出共建国家在舆论场上的主体性与独立性。这种复杂的互动格局不仅确保了“一带一路”相关讨论的持续性和深度，也体现了国际传播中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特征。在这个系统中，媒体的快速反应机制和智库的深度研究功能相互补充，共同构建了一个兼具活力和稳定性的国际传播网络。理解这种互动机制，对于优化国际传播策略、提升传播效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以上部分完整回答了研究问题三。

（三）细分主题指引情况

为进一步细化分析，多元主体在何种议题下存在互动关系，研究者对全部媒体与智库文本同时进行LDA主题建模，确保其讨论对象一致。综合主题一致性、困惑度等固定指标，研究者首先进行了多重主题建模，其后将全部主题归类为政治、经济、文化三大类议题进行分析。这种分类不仅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合作领域，也能更清晰地展现不同类型议题下的互动特征。如表1的Part2所示，研究者对在三大类议题中的每一对关系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计算一阶滞后的结果，各类议题议程设置情况呈现为图1。



当聚焦于议题分类之下的舆论互动，可以发现并非全部的主题均有相互指引的现象，媒体和智库之间的相互影响呈现出复杂而有趣的模式，展现出“一带一路”相关讨论中的信息流动和观点形成过程。

在政治议题中，媒体对智库的单向引导构成了最主要的互动特征。非共建国家媒体表现出最强的影响力，对非共建国家智库（F=16.49，p<0.001）和共建国家智库（F=15.05，p<0.001）均形成高度显著影响，同时对共建国家媒体也产生显著影响（F=4.14，p<0.05）。共建国家媒体则对本国智库（F=11.02，p<0.01）和非共建国家智库（F=9.32，p<0.01）形成显著影响。智库间也呈现出稳定的互动关系，表现为非共建国家智库对共建国家智库（F=8.66，p<0.01）以及共建国家智库对非共建国家智库（F=9.61，p<0.01）的显著影响。从整体来看，媒体对智库的影响（F=13.08，p<0.001）远大于智库对媒体的影响（F=0.28，p>0.5）。这表明，媒体在政治议题中占据主导地位，非共建国家媒体的跨国影响力最为突出，智库虽保持专业互动但整体上受制于媒体议程，体现了政治议题中舆论引导优先于专业对话的特征。

在经济议题中，智库间和媒体间的跨国互动构成了主要影响网络。具体来看，智库层面形成了基础性的专业互动，表现为非共建国家智库对共建国家智库的高度显著影响（F=11.35，p<0.01）以及共建国家智库对非共建国家智库的显著影响（F=9.44，p<0.01）。媒体的跨国影响力同样突出，其中共建国家媒体对非共建国家智库产生了最强影响（F=19.12，p<0.001），非共建国家媒体则同时对非共建国家智库（F=7.12，p<0.01）和共建国家媒体（F=6.75，p<0.05）形成显著影响。在媒体与智库的跨主体互动方面，非共建国家智库对共建国家媒体形成显著影响（F=4.97，p<0.05），而整体上媒体对智库的影响（F=5.15，p<0.05）强于智库对媒体的影响（F=2.10，p>0.5）。由此可见在经济类议题中，智库间建立起稳定的双向专业对话机制，媒体保持了较强的跨国影响力特别是对智库的影响，整体形成了以媒体引导、智库互动为主要特征的复合型互动网络，反映了经济议题中专业对话与舆论引导的双重属性。

在文化议题中，各主体间形成了高度活跃的互动网络。媒体层面，非共建国家媒体对非共建国家智库产生了最强影响（F=26.37，p<0.001），对共建国家智库也形成高度显著影响（F=20.05，p<0.001）。共建国家媒体同样表现出强大影响力，对非共建国家智库（F=30.58，p<0.001）和本国智库（F=16.36，p<0.01）均形成显著影响，同时对非共建国家媒体也产生影响（F=5.13，p<0.05）。在智库层面，呈现出复杂的互动关系：非共建国家智库对共建国家媒体（F=10.14，p<0.05）和非共建国家媒体（F=9.95，p<0.01）均产生显著影响，共建国家智库则对非共建国家媒体（F=7.91，p<0.01）、非共建国家智库（F=10.44，p<0.01）和本国媒体（F=9.61，p<0.01）形成多向影响。与其他议题不同，文化议题中智库对媒体的整体影响（F=8.29，p<0.01）大于媒体对智库的影响，且在媒体层面，首次出现了由共建国家向非共建国家的指引。这种互动格局体现了文化议题的独特性：媒体和智库都保持着强大的跨国影响力，形成了更为平等和多元的互动网络，反映出文化交流中专业对话与舆论引导的相互促进作用。

从整体来看，“一带一路”议题互动呈现出鲜明的规律。从影响力方向看，不同议题展现出独特的互动模式：经济议题形成了“媒体引导、智库互动”的复合格局，政治议题则突出表现为媒体（尤其是非共建国家媒体）的单向主导，文化议题则发展出媒体与智库的相对平等对话。这种差异在互动强度上也得到数据支撑，文化议题的互动最为活跃（F值最高达30.58），经济议题次之（最高F值19.12），政治议题相对较低（最高F值16.49）。从主体特征看，虽然非共建国家在各议题中都保持着显著的跨国影响力，但互动方式各有特点：经济议题中智库间开展专业对话，政治议题中媒体发挥引导作用，文化议题则实现了媒体与智库的全面互动。深入到互动结构层面，议题属性本身决定了互动关系的基本面貌：硬性议题多形成单向影响，软性议题易于催生双向互动，而经济议题则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这种差异性格局揭示了议题属性对话语权力分配的影响：随着议题从政治、经济到文化的转变，互动模式逐步从专业对话、舆论引导，发展为更加丰富的多元对话。这不仅体现了“一带一路”话语体系的复杂性，也为理解国际传播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考。

五

结论与讨论

（一）国际传播秩序的变化与调整：智库与媒体的复杂互动和角色定位

在“一带一路”的国际传播体系中，媒体与智库构成了一个功能分化且协同互补的复杂互动网络。媒体凭借其议程设置和框架构建能力，在塑造公众认知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而智库则侧重于提供深度分析与政策建议，对决策者和意见领袖产生更为长期的影响。这种互动并非单向的信息传递，而是一个动态的、跨界的知识生产过程：媒体报道为智库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来源和问题导向，而智库的研究成果又反过来影响媒体的报道角度和深度，形成反馈循环。同时，智库的角色也受其制度背景的深刻影响，呈现差异化特征：具有政府背景的智库往往在政策解读和战略研究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而以传统基金会为代表的独立智库，则凭借其学术自主性，在公共讨论和批判性分析方面贡献更多，共同构建了“一带一路”传播的多元生态。

这一传播生态在共建国家与非共建国家之间呈现出显著差异和激烈的话语博弈。在非共建国家，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为代表的传统智库，凭借其悠久的研究传统和全球影响力，在议题设置和框架构建方面常表现出主导性。其内部也存在策略分化，如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等国防背景智库多聚焦于安全议题，而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等民间智库则更多从区域发展角度提供分析。相比之下，共建国家的媒体与智库则更积极地参与话语建构，通过提供替代性叙事或澄清性解释来影响国际舆论，特别是在区域性议题上，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等智库凭借其区域网络和本土视角，为“一带一路”传播提供了不同于西方主流的解读框架。本研究发现的共建国家媒体对非共建国家智库的持续影响等现象，正反映了两类主体在利益差异、权力不对称和信息流动上的复杂性，凸显了国际传播生态的动态与多元。

媒体与智库的复杂互动，尤其是在共建国家的协同发力，正在一定程度上挑战并重构传统的“中心-边缘”国际传播秩序（Liu，Dunford & Gao，2018）。尽管非共建的发达国家在全球传播领域仍保持着强大的话语影响力，但在“一带一路”议题上，新的传播动力正在形成，突破了简单的“中心-边缘”结构（Garlick，2020：62-95）。在共建国家，媒体的议程设置与智库的专业分析形成了良性互动，例如马来西亚战略与国际研究所、印尼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等区域性智库，通过深耕本地研究和区域合作网络，显著增强了自身影响力。这种协同作用不仅丰富了“一带一路”的国际传播内容，更通过提供替代性的发展叙事和合作框架，减少了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发达国家在信息和话语方面的依赖。当然，这种变化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应对西方设置的“话语陷阱”，仍是国际传播中需要持续深化研究的重要实践问题。

（二）从局部突破到全面破壁：政治、经济与文化议题的差异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传播中，智库与媒体在不同主题领域呈现差异化的互动模式，反映了全球话语权力的动态变化和国际传播秩序的深刻转型。在政治议题上，数据分析显示非共建国家媒体的单向主导特征明显，这印证了传统地缘政治领域的大国权力竞争格局（Waltz，1979：161-193）。然而，这种单向主导的互动格局正在发生微妙变化，共建国家的影响力虽然总体较弱，但通过聚焦具体合作项目，在区域性政治参与方面已展现出成长势头。“一带一路”倡议正通过提供新的合作模式和发展叙事，挑战并重构传统的国际政治话语秩序，为共建国家在特定政治议题上增强影响力创造了条件。

在经济议题上，“一带一路”呈现出“媒体引导、智库互动”的复合型格局，既反映了话语权力的现实分布，也展现出新的发展趋势。非共建媒体的显著影响印证了全球经济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Wallerstein，1974：347-351），但与政治议题的单向主导不同，经济议题展现出更多元的互动可能性，智库间的专业对话成为突出特征。共建国家正在国际发展、能源合作等特定经济领域形成独特影响力，其媒体与智库的活动反映了发展中国家正通过创新合作模式重塑全球经济格局（Gosovic，2018），推动全球经济治理走向更加包容和平衡。

在文化议题上，“一带一路”倡议展现出媒体与智库的平等互动网络，其互动强度远超政治和经济议题，形成了最具包容性的话语空间，各主体在跨文化交流与理解方面展现出广泛而显著的互动，促进了国家间的相互认同（Kincaid，1987）。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共建国家在此领域对非共建国家展现出强烈影响力，体现了其作为“文化转译者”的关键作用（樊浩，1998）。通过“借他口讲我心”的方式，共建国家向持谨慎态度的国家展示了“一带一路”的真实内涵，这种高度互动性不仅体现了倡议突破传统话语藩篱的成效，也为构建多元包容的全球文化秩序提供了可能。

（三）动态性与多主体：复杂系统视角下的国际传播过程研究

数据分析揭示了“一带一路”国际传播系统的非线性与多尺度特征。在非线性互动方面，非共建国家通过媒体与智库形成双路径传播，而共建国家则能通过媒体对非共建国家智库施加持续影响，且互动模式因主题而异。在多尺度互动上，非共建国家内部由媒体主导，共建国家则形成了媒体与智库的均衡互动；在跨国层面，共建国家媒体与非共建国家智库的持续互动及智库间的双向影响，构成了一个复杂的适应性网络。这种多层次的互动模式，正是“一带一路”传播作为复杂系统的典型特征。

作为一个复杂系统，“一带一路”国际传播的整体行为超越了各部分的简单加总，其复杂性体现在各主体会根据环境变化动态调整策略。尤其在共建国家，媒体与智库形成了紧密耦合的子系统：媒体通过持续报道建立话语框架，智库则通过深度分析强化之，两者间的反馈作用产生了超越单个主体的整体效应。这种耦合作用还能通过跨国传播，引发非线性反馈循环，例如共建国家的媒体报道会引发非共建国家智库的关注，进而影响其舆论场。这种动态过程挑战了传统的线性因果分析，要求我们以更全面的视角来理解。

这种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使得拉斯韦尔的5W模式等传统线性传播模型显示出局限性，它们难以解释为何相似的传播策略在不同国家会产生迥异的效果，也无法阐明媒体与智库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本研究发现的多种互动模式印证了Zeng（2017）和Sidaway、Woon（2017）等学者关于其动态性与复杂性的论述。因此，需要借助复杂系统理论来理解其中的耦合关系与适应性。这一理论视角不仅为理解当代全球传播现象提供了新思路，也为探索“一带一路”国际传播的深层机制提供了更全面的分析框架。

本研究通过考察媒体与智库在“一带一路”国际传播中的互动，对理论与实践均作出了一定贡献。在理论层面，本研究突破了将媒体与智库分立探讨的传统，系统揭示了二者协同互动的机制，并为舆论研究引入了复杂系统理论的新视角。通过关注智库这一关键主体，研究拓展了议程设置理论的解释范围，并通过揭示不同议题下的差异化互动模式，深化了对跨界知识生产和多重反馈机制的理解。在实践层面，研究表明媒体与智库的协同能有效提升国际传播的专业性与影响力，并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本研究构建的分析框架，为优化“一带一路”的传播协同机制提供了理论与实践指导，也为理解未来全球传播格局的演变开辟了新的路径。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5年第6期。

本期执编/咕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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