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霖:特朗普关税不会终结自由贸易时代 |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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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微信文章

文 /张春霖特朗普关税标志着美国决意脱离现行的世界贸易秩序，这对自由贸易肯定是一个重大打击，也可以说打断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但是，由于世界经济的多极化，自由贸易给包括美国在内的众多经济体带来的巨大利益，以及在美国以外的世界市场上，包括中国、欧盟在内的经济体维护现行世界贸易秩序的意愿和能力，特朗普关税不会终结自由贸易时代，而是更可能开启贸易自由化快速推进几十年之后的一个调整期。自由贸易本质上是自由市场经济在国界外的延伸，在这个调整期，如果中国能进一步改革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国内体制模式，缩短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距离，就有可能与美国之外的主要经济体寻求更优的解决方案。




2025年4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美国的几乎所有贸易伙伴征收所谓“对等关税”；此前，他已经发动了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关税战。当然，加征关税本身既可以是目标也可以是谈判手段。4月9日，他已经迫于市场压力决定在90天内对部分贸易伙伴暂缓征收所宣布的税率，并寻求与各国谈判。所以，这场关税战的最后结局，包括他为美国竖立的关税墙的最后形状，需要一些时间才能看清楚。“对等关税”只是特朗普在其第二任期内全面推行“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的开始。但是，有一点已经确定：特朗普所代表的由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势力主导的美国已经决意抛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确立的以自由贸易为宗旨、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贸易秩序。由此引出的一个重大问题是，特朗普关税是否会终结自由贸易时代？

从特朗普关税出笼后国际上的反应看，对这个问题既有悲观的回答，也有乐观的回答。前者如新加坡总理黄循财于4月4日发表讲话认为，“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化和自由贸易时代已经结束。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一个更加武断、保护主义色彩更浓、更危险的阶段”（见《财新网》2025年4月5日报道）。后者如《纽约时报》4月6日发表的题为《特朗普关税会终结自由贸易吗？》的文章介绍说，乐观的经济学家们（如曾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局局长的康奈尔大学教授Eswar Prasad）认为，特朗普关税肯定是对现行贸易秩序的沉重打击，也会意味着不受约束的（unfettered）自由贸易的终结，但不会导致自由贸易本身的终结。

· 悲观的理由 ·

悲观的观点肯定是有其道理的。如黄循财所言，现存的世界贸易体系本来就是二战后在美国的主导下建立的。此后的几十年中，美国一直积极倡导自由贸易并凭借其超级大国的实力推进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现在美国自己彻底抛弃这个体系，背弃其基本原则，对这个体系自然打击不小。有人甚至把特朗普关税形容为对世界贸易体系的一次“内部爆破”。这首先当然是因为美国脱离这个体系本身。2022年，美国在全球GDP总额中占比仍高达25%，远高于其他国家，例如中国的18%，欧盟的14%（世界银行数据）。没有美国参与的世界贸易体系当然是一个高度不完整的体系，意味着以自由贸易为宗旨的现行贸易规则已经不能覆盖很大一部分世界贸易。没有美国参与的经济全球化当然也很难再称之“全球化”。在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已经中断，也不为过。

但是，问题还不止于此。特朗普关税的意义既不同于英国脱欧，更不同于美国2017年退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后改名为CPTPP，即《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由于美国的经济实力，现行世界贸易秩序即使在美国以外的世界市场上也会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威胁。

其一是现行的世界贸易规则被美国规则所替代。依托其综合实力尤其是市场潜力，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可以通过关税和其他手段胁迫其很多贸易伙伴妥协、谈判，“分而治之”。谈判的结果可以形成一系列双边或诸边（如美墨加）贸易协定，其中可以加入针对中国及其他第三方的内容。这些协定会以“美国优先”为宗旨，很大程度上由美国制定、美国解释、美国裁决。这些贸易协定付诸实施的结果是，相关经济体与美国发生的贸易甚至与其他经济体发生的一部分贸易都会在美国制定的规则下而不是在现行的WTO（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或其他规则下发生。这样，以“美国优先“为宗旨的贸易规则就会替代现行世界贸易秩序中以自由贸易为宗旨的规则。具体替代到什么程度，取决于美国对相关贸易伙伴的谈判能力。比如，如果美国有能力胁迫墨西哥和加拿大针对其他CPTPP缔约方做出违反两国协定义务的承诺，CPTPP就会面临威胁。还有人认为美国会要求所有其他贸易伙伴建立针对中国的关税壁垒，形成所谓“环中国”关税墙。美国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必须胁迫这些贸易伙伴违反他们作为WTO成员方对中国承担的义务。

其二是美国的市场保护在其他经济体之间引发贸易战。美国市场的进入壁垒突然升高会导致美国以外的世界市场出现大规模的供给过剩。面对这种压力，各经济体的出口商很自然地会向其他市场寻找出路。为了防止他人向自己的市场廉价倾销，各经济体很容易寻求建立关税或非关税壁垒保护自己。如果这样的趋势得不到控制，美国以外的世界市场就会被关税壁垒分割。最可能出现的局面是，以较大的经济体为中心形成若干贸易集团，各集团之间则出现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形成相互割据的局面。这样的集团越多，美国以外的世界市场就会越碎片化，按现行贸易规则完成的世界贸易额就会越低，世界贸易秩序就会越接近于贸易自由化之前的时代。

· 乐观的理由 ·

但是，乐观的观点也有乐观的道理。这样说至少有两方面的根据。第一方面的根据是，美国的谈判能力是有限的。有一种说法把美国与其贸易伙伴的博弈形容成“甲方”和供应商的博弈，这种比喻夸大了美国的谈判能力。在国际贸易中，每个经济体都既有出口又有进口，美国远不是唯一的买家。根据WTO的数据，2023年世界货物贸易进口总额中，美国确实占了13.1%的份额，名列第一，但是欧盟和中国也分别占了11.2%和11%的份额，英国、加拿大、日本、韩国加在一起占了另外11.5%。至少从市场份额而言，美国远不具有绝对主导地位。

更具根本意义的是，特朗普无视美国在WTO和其他贸易协定下承担的种种义务，包括他自己第一任期内签署的贸易协定中的承诺，对全世界发动逻辑荒唐的关税战，已经使MAGA美国信誉扫地。美国的贸易伙伴已经看得很清楚，无论和美国签下什么样的贸易协定，到时候压倒一切的规则肯定还是“美国优先”。这种情况下，短期内不得不和美国谈判的贸易伙伴，其长期战略必然是尽可能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当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摆脱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各经济体有所不同。比如，墨西哥和加拿大与美国在经济上已经高度一体化（按世界银行数据，2022年两国出口额的近80%是以美国为目的地），可能比较困难；但是，相比之下，德国和法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就远没有那么严重（2022年出口额中美国市场的比例只有9.8%和7.9%）。

另一方面，“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意味着美国要逐步从世界贸易体系和全球供应链中退出，而不是进一步融入其中。特朗普政府究竟希望通过高关税等手段达到什么目的，他们自己有多种说法，比如消除贸易逆差，增加财政收入为减税创造条件，促使制造业工作岗位回流，降低制造业的对外依赖程度。这些说法相互之间存在矛盾，比如，如果为消除逆差而减少了进口，关税收入就会减少。但是，总的趋势是，“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会使美国越来越趋向于自给自足，孤立于世界贸易和国际分工体系。这种趋势加上其贸易伙伴力图降低对美国市场依赖的努力，结果只能使美国对世界贸易规则的影响力不断下降。所以，长期看，以“美国优先”为宗旨的贸易规则不大可能取代现行的以互惠互利为宗旨的贸易规则。

第二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根据，是《纽约时报》的文章提到的经济学家所说的，自由贸易的利益可能过分巨大，以致于它崛起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说自由贸易属于历史正确，也是同一个意思。

贸易会产生一种“得自贸易的利益”（gain from trade），这是经济学的基本常识。由于这样的利益可以供参与贸易的双方来分享，所以贸易可以成为一种双赢的交易。由于这个原因，贸易的障碍越少，贸易越自由，可供贸易的市场越大，得自贸易、可供贸易参与者分享的利益就越多。这就是自由贸易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道理。二战以后的历史已经确认了这种理论的正确。根据WTO《世界贸易报告2024》（World Trade Report 2024, Trade and Inclusiveness: How to Make Trade Work for All）提供的数据，二战结束以来，全球范围内按贸易额加权平均的关税下降了40%。现在约有60%的世界贸易额在零关税的环境中发生，另有约20%在低于5%的关税环境中发生。尽管当今世界的贸易还远不能说“自由”，更不能说完美，但持续几十年的贸易自由化确实促进了收入增长，尤其促进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经济体的“追赶式增长”（catch-up growth）。由于这一原因，过去几十年中出现了WTO报告所称的“大趋同”（Great Convergence）的趋势，即一部分发展中经济体的人均收入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大幅收窄的趋势。

但是，从自由贸易中获益的并不仅仅是发展中经济体，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经济体同样获得了巨大利益。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从1980年到2023年，按不变价美元计算，美国的人均GDP增长了112%，英国增长了101%，加拿大、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的增幅较低，也在56%-91%之间。美国不仅不是自由贸易的受害者，而且其收入增长速度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美国的真正问题在于收入分配，或者说，从贸易自由化获得的利益没有惠及所有人。总体来说，美国的消费者受益于廉价消费品，美国的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受益于按比较优势原则建立起来的全球供应链。从人群分布看，除了少数亿万富翁，受益者主要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群体。农民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低技能劳动力群体则获益较少、甚至没有获益或者承受了损失（尽管导致他们利益受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技术进步）。

实际上，自由贸易产生的利益没有惠及更广泛的人群，是近几十年贸易自由化浪潮遇到的重大挑战，不只存在于美国。这也是所谓“不受约束的”自由贸易不可持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贸易自由化的环境中，全球制造业的企业和工人差不多是在同一个市场上相互竞争。而在特定时间，全球市场对制造业产出的需求——从而工作岗位总量——总是有限的。因为在全球市场上没有类似于财政转移支付、社会保障之类的有效的利益再分配机制，国际援助的力度又非常有限，所以，如果任凭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机制来分配全球制造业工作岗位，有些发展中经济体就会被甩在后面。WTO的《世界贸易报告2024》中提到，一部分发展中经济体的人均收入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在过去几十年中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拉大，其中应该就有这个原因。所以，贸易自由化必须正视分配问题。

但是，自由贸易确实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利益，这是不争的事实。当自由贸易仍然存在的时候，人们对这种利益会觉得像对空气一样习以为常。但是，一旦人们不得不失去这些利益，就会感受到切肤之痛，甚至是难以承受之痛。因此，随着“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全面付诸实施，可能会出现至少两种起相反作用的机制。

第一种机制会出现在美国国内。所谓“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意味着美国社会内部的一次利益再分配。在自由贸易的环境下受益的是美国消费者和公司，或者说公司背后的投资者和工人；受损的是那些在全球市场上没有足够竞争力的美国工人，他们由于贸易自由化和技术进步或者失去了工作，或者虽然保住了工作但工资增长缓慢。他们多数是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低技能劳动力。如果把“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的首要目标理解为促进制造业工作岗位的回流以及创造新的工作岗位，那么其实质就是向上述受益者征税来补贴受损者。比如，按照一种估算，如果苹果手机完全在美国生产以便把工作岗位迁移回美国，那么美国消费者必须支付的价格会上升到3500美元。如果苹果公司不想过度削弱其手机的竞争力，就必须降低利润来抑制价格上涨的幅度，即让其投资者分担一部分成本。这样的制造业工作岗位回流违背比较优势原则，当然会降低美国经济的效率。但是，主张“美国优先”的人坚持认为，即使付出效率方面的代价也是值得的。比如特朗普第一任期的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就说得很清楚，必须在效率和工作岗位之间保持平衡，也就是说，为了工作岗位可以牺牲效率。

但是，长期来看，这样一种利益再分配在美国恐难成功。一方面，自由贸易的众多受益者必须为此支付的成本是非常清楚、无可逃避的，而且很大部分成本都是在短期内就必须支付的。另一方面，这一政策的收益是不确定的，即使有也主要是长期内才能实现的。

所谓收益不确定，有几个原因。首先是制造业的回流有多方面的结构性制约因素，并不是靠提高关税就可以实现的。比如，无论是美国公司回流还是外国出口商来美国投资，制造业生产能力的形成起码都需要时间。其次，即使制造业回流（道理同样适用于外国出口商来美国投资），也不等于低技能工作岗位的回流。美国的低技能劳动力失去工作岗位和工资增长缓慢，本来就不完全是贸易冲击所致，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技术进步。所以，即使特朗普政府的一些要员，对低技能工作岗位的回流也没有信心。比如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米兰（Steven Miran）2024年11月发表的、被认为给特朗普关税提供了理论基础的一篇著名论文（A Guide To Restructuring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就特别提到，把孟加拉国纺织服装行业的工作岗位转移到美国是不可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也明确宣称回流后的制造业会使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第三，制造业回流可能根本就没有多大的合理空间。美国的制造业过去几十年虽然流失了很多工作岗位，但如果看增加值（世界银行数据），在世界制造业增加值总额中，美国2021年的份额仍然高达15.5%，而且2011年以后基本维持在这个水平。这个份额低于中国的30.5%，但高于欧元区的13.6%和日本的6.5%。所以，即使不考虑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美国也仍然是世界制造业第二大国。除非强行进入一些美国不具备比较优势的领域，否则，美国制造业“回流”的经济上合理的空间究竟有多大，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事实上，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提高从而导致农业和制造业比重下降是一般规律。尽管特朗普声称他的关税解放了美国，但自由贸易的受益者在美国社会其实是多数。美国只是在货物贸易方面有逆差，在服务贸易方面多年保持顺差。而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即使在1979年最高峰时也只有1960万人[ https://fred.stlouisfed.org/series/manemp.]，占非农就业总人数的20%，2024年的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8%[ https://fred.stlouisfed.org/series/PAYEMS.]。

所以，一方面是自由贸易的众多受益者短期内必须支付的、无法回避的成本，另一方面是长期内才可能实现的、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即使实现也只能惠及相对少数人群的政策收益，在这种情况下，更可能发生的情况是，政策实施到一定的程度，在取得显著的收益之前，必须支付的成本已经达到自由贸易的受益者无法容忍的程度。特朗普关税出台不到一个月，已经在美国国内遭到多方面的反对，其中不仅包括已经起诉他的12个州（其中2个州的州长是共和党人，见《财新网》4月24日的报道），甚至包括他的坚定支持者肯塔基州参议员保罗（Rand Paul）和马斯克。所以，特朗普推出“对等关税”，只是美国社会内部利益再分配的开始而不是终局。“美国优先”的贸易政策失败、美国重返自由贸易，并非不可能。

第二种机制会出现在美国以外。现行的以自由贸易为宗旨、以规则为基础的贸易秩序惠及大部分经济体，包括中国、欧盟这样的大经济体，更包括新加坡这样高度开放的小经济体。在美国的威胁面前维护这种秩序，符合大家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已经足够多极化。在美国以外的世界市场上，至少有三个重要的自由贸易区：第一是欧盟，第二是CPTPP，第三是中国主导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在2023年世界货物贸易进口总额中，欧盟占比11.2%，CPTPP的12个缔约方合计占比17.4%，RECP的15个缔约方所占比例最高，为24.9%。因为CPTPP成员和RECP成员有很多重合，三个贸易区成员加在一起，在2023年世界货物贸易进口总额中所占比例为44.6%，相当于美国的3.4倍。

当然，维护自由贸易属于大家的共同利益，不等于大家就一定能联合起来一致行动。根据《经济学人》4月3日的一篇文章（Can the World’s Free Traders Withstand Trump’s Attack?）分析，欧盟不大可能加入CPTPP，因为CPTPP的规则是美国设计的。但是，欧盟和CPTPP的很多缔约方都已经有自由贸易协定。另外，还有若干经济体已经申请加入CPTPP，包括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印度尼西亚、中国台湾、乌克兰和乌拉圭。三个贸易区协调行动的最大变数可能是中国与欧盟、CPTPP缔约方之间能否协调合作。

这当然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从2017年底以来，美国、欧盟和日本一直在进行一项针对他们所谓 “不公平的市场扭曲和保护主义行为” 的三方合作。MAGA美国虽然已经不再是以前的美国，这个三方合作可能也很难再持续，但欧盟和CPTPP的至少部分缔约方在贸易问题上与中国之间的鸿沟仍然是存在的。除非双方大幅度调整立场，向对方靠近，否则，出现无法深化合作的情况也是完全可能的。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世界贸易秩序会如何重塑？前述《经济学人》的文章提出的一种前景是，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出现一个独立于二者的自由贸易集团。这个集团以欧盟和CPTPP为主体，外加若干有志于法律可预测性、商业自由和贸易多元化的经济体，包括挪威、韩国、瑞士。这个集团在世界货物贸易进口总额中的占比可以达到三分之一，超过美国或中国份额的两倍。

深化中国和欧盟及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协调合作虽然绝非易事，但也不是遥不可及，一切取决于双方的决心和努力。特朗普关税推出后，中国和欧盟的领导层都表达了共同维护自由贸易的立场。应该看到，特朗普关税的背景是，MAGA美国与欧盟以及加拿大、英国等国在贸易以外的其他领域也已经出现明显的裂痕。由于MAGA运动的性质，这些裂痕很可能是长期的、根本性的。所以，它们有必要面对新的世界格局，对中国采取更为务实和平衡的态度。对中国来说，应对美国的挑战，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的国际环境，事关中国未来的发展。这些都决定了加强协调合作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出于这样的根本利益，双方有可能愿意在一些以前不愿让步的问题上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以便在若干难点问题上找到解决方案。国有企业问题就是这样的难点问题之一。

· 国有企业问题 ·

现行的世界贸易规则约束的对象是政府行为。但是，企业可以被政府用作干预贸易政策的工具。所以，在特定条件下，企业也会成为贸易规则的约束对象。最早成为世界贸易规则约束对象的企业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的“国家贸易企业”（state trading enterprise）。国家贸易企业并不一定是国有企业，它也可以是私营企业，其核心特征不是所有制，而是在进出口贸易方面被政府赋予的“排他性和特别的权利和特权”。换句话说，国家贸易企业参与进出口贸易，其实就是政府参与进出口贸易。所以，关贸总协定第17条要求国家贸易企业承担政府必须承担的一些义务，比如在进出口贸易中遵循非歧视原则。

国家贸易企业参与进出口贸易的行为就是政府参与进出口贸易的行为，或者，其行为“可归因于”（attributable to）政府，这是没有争议的。因此，它承担政府应当承担的义务，也没有问题。那么，国有企业按定义都是政府在其中拥有所有权和控制权的企业，国有企业参与进出口贸易是否可以视为政府参与进出口贸易？其行为是否可以归因于政府？是否也应当承担政府必须承担的义务，比如遵循非歧视原则？中国在国有企业问题上与发达经济体的很多争议都可以归结为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而这些规则都是过去几十年在美国的主持下制定的，中国在过去有关国有企业的贸易摩擦中主要的谈判对手也都是美国。

美国在这一问题上一直秉持更为激进的立场，主张国有企业既然是政府在其中拥有所有权和控制权的企业，无论实际的政企关系如何，其行为都应该归因于政府。美国的激进立场更多地反映了美国社会对国有企业一直持有敌意的历史和国有企业在美国经济中的作用微不足道的现实。早在1994年，美国和加拿大、墨西哥签署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就把关贸总协定中适用于国家贸易企业的规则移植到国有企业，等于确认国有企业参与进出口贸易的行为就是政府行为。这说明美国的立场起码最初并不是针对中国的。2001年加入WTO时，中国接受了一系列针对国有企业的约束性规定。这些规定都反映了美国的立场。这些规定更进一步把关贸总协定对国家贸易企业的规则移植到了国有企业。

2008年之后，中国围绕国有企业问题与发达经济体尤其是与美国的贸易摩擦逐步加剧。其中的核心问题是所谓“公共机构”（public body）问题。公共机构问题的实质就是国有企业行为的可归因性问题。简单来说，就是在WTO反补贴规则的框架下考虑补贴问题时，包括国有银行在内的国有企业是不是可以被视为政府的一部分。比如一家国有银行向一家出口企业发放了低于市场利率的优惠贷款，是不是可以视为政府向该出口企业发放了含有补贴的贷款？一家出口企业从一家国有企业采购了一种钢板，而此种钢板的国内市场上国有企业的市场份额合计为95%，是不是可以视为政府垄断了这种钢板的市场，因而其价格不能被视为市场价格？

2008年之后，中美之间在WTO围绕公共机构问题较量多年，美国的立场一直非常强硬，主张包括国有银行在内的国有企业只要为国家所有和控制，都是WTO反补贴规则所定义的公共机构。尽管WTO上诉机构并没有完全接受美国的立场，但2016年谈判完成的CPTPP关于国有企业的第17章完全反映了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所以，简单来说，在现行的世界贸易体系中，与国有企业相关的贸易规则基本上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制定的。过去中国在国有企业问题上主要的谈判对手也是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在国有企业问题上的立场一直与美国保持协调。在未来的世界贸易秩序中，贸易规则当然在很长时间内仍然会是过去美国牵头制定的规则，比如CPTPP第17章，但如果撇开美国与欧盟和CPTPP缔约方谈判，问题的难度可能会小一些，理由有三。

第一，欧盟以及CPTPP缔约方与美国不同，国有企业在它们的经济中都占有相当的比重，所以它们更容易在国有企业问题上采取更为务实的态度。当然，除了越南，国有企业在它们的经济体系中的角色和地位与中国还是有本质区别的，但与美国相比，鸿沟毕竟要小一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欧盟和美国以外的发达经济体对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指引》的接受程度很高，而中国对此也没有表示过反对。OECD的标准是国际上被广泛接受的标准，其中涉及国有企业对政府的独立性。如果这一套标准能成为双方的共同基础，则达成解决方案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第二，就经济体制模式而言，越南是与中国最接近的国家，甚至可以说是唯一一个与中国同类型的国家。越南经济中国有企业的比重虽然没有中国那么高，但其地位和作用与中国非常接近。与中国不同的是，越南是CPTPP的初始缔约方，又与欧盟有自由贸易协定。尽管越南的经济总量与中国不能相提并论，但它与其他CPTPP缔约方以及欧盟共处的经验，还是为中国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第三，欧盟成员国都有国有企业，欧盟在其内部市场上并没有禁止国有企业，而是发展出了一套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规则。这些规则的基本原则与WTO规则是一致的，但在很多方面比WTO规则更为成熟、更具可操作性。其中一些规则（如透明度规则）即使不考虑贸易问题，对中国加强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平等竞争也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如果中国考虑和欧盟在与国有企业相关的贸易规则方面寻求共同点，欧盟的这些规则中有很多值得中国考虑。

· 结论 ·

特朗普关税标志着美国决意脱离现行的世界贸易秩序，这对自由贸易肯定是一个重大打击，也可以说打断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但是，由于世界经济的多极化，美国的这一行动不会摧毁现行的世界贸易秩序。事实上，自由贸易给包括美国在内的众多经济体带来了巨大的利益，这使得它崛起的趋势可能已经不可逆转。从美国国内看，“美国优先”的保护主义贸易政策意味着一次利益再分配。随着这一政策全面付诸实施，其代价会逐步显现。美国重返自由贸易的历史潮流并非不可能。在美国以外的世界市场上，愿意维护自由贸易的经济体通过协调合作，有能力维护现行的世界贸易秩序。特朗普关税不会终结自由贸易时代，它所开启的，更可能是贸易自由化快速推进几十年之后的一个调整期。

中国和欧盟、CPTPP缔约方的协调合作对自由贸易的未来非常关键。面对新的世界格局，协调合作符合各方的根本利益，所以，在一些以前难以解决的问题上采取更灵活的态度是值得的。自由贸易本质上是自由市场经济在国界外的延伸。中国国有企业多年来与世界贸易规则的摩擦不是由于个别企业偶然违反了某些规则。除了规则本身的不完善和美国的激进立场，更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体制模式的常规运行本身就会与这些规则发生摩擦。但欧盟和CPTPP缔约方与美国还是有区别的。如果中国能推动国内体制模式的进一步改革，缩短与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距离，与欧盟和CPTPP缔约方在国有企业问题上找到解决方案会更容易一些。202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建议各国借鉴主权财富基金之间达成《圣地亚哥原则》的做法，就国有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行为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达成一个多边协定，以便建立相互信任。作为在贸易规则之外寻求共识的途径，这个建议也值得重视和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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