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者说|我们的生命线,在中国航天交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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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微信文章






中国航天事业创建以来，一代代航天人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求索，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奋斗，在科技进步的规律中攀登，创造了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月球探测等为代表的一系列辉煌成就。中国航天基金会联合中国航天报社推出以深度报道、图文推送、专题视频等多种形式于一体的系列融媒体作品《见证者说》，寻访那些亲身经历峥嵘岁月的航天人回忆讲述航天往事，回顾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创建到发展的巨大变化，弘扬航天人以国为重、探索创新的昂扬精神，再现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奋进征程。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官方微信本期刊发首篇作品《我们的生命线，在中国航天交汇》。

“克利夫兰总统号”游轮已经在海上航行了20多天。 船上的人经过一路忐忑而焦急，如今眼看要驶入香港，心情激动得难以抑制。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早早地起床，他热切地望着窗外，经过20年漂泊在美国的岁月之后，现在终于要回到家乡了。但此时的他还不知道，一年后因为他的返程，中国航天事业将会诞生。20天前，恰逢钱学森与夫人蒋英结婚8周年的纪念日，“克利夫兰总统号”起航，搭载着钱学森一家。船上还同行着其他20多位中国学者和渴望归国的同胞们。

这一年，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才7岁，大洋彼岸的祖国是什么样的，他没有见过，但他感受到了父亲那颗炽热的心和回归祖国的热忱。



▲1955年，钱学森一家回国。

这是“克利夫兰总统号”的第60次航程。这艘往来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游轮，救下了新中国科学界的“半壁江山”。除了钱学森，前后乘坐它回国的还有一大批海外游子，包括梁启超最小的儿子梁思礼，他后来成了我国火箭控制系统专家、导弹控制系统研制创始人之一。

1955年，他们分处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兴趣与经历，但是分散零落的生命线马上就要交汇——再过不久，他们将不约而同地作出一个选择：全身心投入我国导弹与火箭事业的研究中。日后，他们的名字也都将与中国航天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



▲著名航天专家（左起：黄纬禄、屠守锷、钱学森、梁守槃、任新民、庄逢甘）。

应该回到祖国去

1941年，高中毕业的梁思礼申请到了美国嘉尔顿学院的全额奖学金。母亲用东拼西凑集来的400美元为他买了船票，将他送上赴美邮轮。两年后，他考入有着“美国航空航天之母”“工程师的摇篮”之称的普渡大学，改学电机工程。在这里，他用两年时间完成了3年的学业，又用4年时间取得了辛辛那提大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

“如果到西餐厅，他总会点一份七分熟的牛排。”梁思礼女儿梁旋回忆，父亲在美国留学时，主要靠勤工俭学和申请奖学金勉强支撑开销，热量高又便宜的快餐是他日常果腹的选择。只有在重要考试取得好成绩且兜里有钱的时候，他才会奖励自己吃一顿牛排。

尽管生活捉襟见肘，但梁思礼认为自己已足够幸运。当时，在美国人看来，梁思礼一毕业就能在美国大工业公司谋得一份薪水不菲的工作，跃升美国的上层社会。但他从未这样计划过。他总是惦念着远在大洋彼岸的同胞，只愿把握珍贵的学习机会，恨不得早日学成归来报效祖国。

1949年9月，梁思礼义无反顾地登上了驶向中国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离开时的感情，只有期望，没有留恋。”



▲1949年9月，梁思礼（右）与陈辉在旧金山登上回祖国的游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给那些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带来了民族振兴、国家富强的希望，并在海外掀起了一场为建设新中国服务的留学生回国热潮。 次年2月，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归国途中在香港发表了《告留美人员的公开信》，“中国在迅速进步着。1949年的胜利，比一年前人们所预料的要大得多、快得多……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 ”  

秉持报国信念的钱学森亦是归心似箭。《告留美人员的公开信》让他为之动容，他认为“为了抉择真理”“为了国家民族”“为了人民服务”“为了个人出路”，应该回到祖国去。

如果不是半路杀出“程咬金”——丹·金贝尔，钱学森的回国路应该会顺畅很多。1950年6月，钱学森因被怀疑是美国共产党员而突然受到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盘问，继而他被吊销了安全许可证。他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大部分与美国军事有关，没有安全许可证，意味着他的绝大部分研究工作因此被中断。

作为一位正直的科学家，平白蒙冤，钱学森感到人格遭到侮辱，自尊心受到伤害。当年那个成为“受欢迎的客人”的情境已经不在了，当一片怀疑的乌云扫过时，就说明他要离开了。钱学森向美国联邦调查局提交了一份声明，这份声明也是他决定辞去加州理工学院一切工作的辞呈。

“我所能做的事就是离开”。

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

就在钱学森递交那份离开美国的声明之后一周，太平洋彼岸的朝鲜战火顿起。25岁的张履谦走出清华大学校园时，就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根据国家需要被分配到军委通信部的通信工程学院当教员。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局势十分复杂，美国军队利用雷达等各种高级设备对我军进行打击，战斗局势并不明朗。 彼时，新中国如同初升的朝阳，虽光芒万丈，但空军力量却如同稚嫩的雏鹰，羽翼未丰。

当时，抗美援朝战争正处于艰苦的相持阶段，美国B-29轰炸机频繁轰炸鸭绿江两岸，并安装电子干扰设备干扰我军雷达，导致雷达屏幕上只剩噪点，无法引导战机。在此危急形势下，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一个电话打到通信部王诤部长处，要求赶紧派技术员上前线解决。

清华电机专业毕业的张履谦跟着王诤火速赶往中朝边境。这一年，他第一次穿上军装，第一次接触雷达，也是第一次奔赴前线。多年后他回忆：“如果不是朝鲜战争爆发，我或许会成为一名电机工程师。”

为了富强的中国，张履谦从电机工程专业跳到雷达专业，这“跳级”的背后原因只有一个：“国家需要”。这一“跳”，或许让新中国少了一位优秀的电机工程师，却多了一位著名的雷达及航天电子技术专家。

战场形势千钧一发，25岁的张履谦身临其境，热血沸腾。战地器材短缺，形势紧迫，为实现快速调频，他用金属罐头盒制作电容器，用拉杆麻绳作快速联动装置。“虽然没有学习过雷达，但清华无线电课程中讲过电容器的性能与它的面积大小有关，由此想到了用金属罐头盒来改变频率这个办法。”如今张履谦回忆。当时采用的快速调频抗干扰措施，时隔70多年直至现在，依然是各种雷达最有效的抗干扰手段。



▲20世纪60年代，张履谦学习《雷达丛书》。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基于大多数学人是高级知识分子，所从事的研究多少“与军用有点瓜葛”，以及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考量，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简称美国移民局）转而认为应该把中国学人都留在美国，并连同美国联邦调查局等机构利用多种手段阻挠和禁止学人归国。

1950年8月，钱学森飞到华盛顿向曾和他共事过的美国海军次长丹·金贝尔申诉并告诉他自己打算离开美国。金贝尔当然知道钱学森的价值，听说钱学森要回国，他立即出面阻拦，并给美国移民局打了电话：“说什么也不能放他回到红色中国。”此时的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横行，政府大肆清理共产党，部分最优秀科学家的职业由此受到摧残，钱学森就是其中之一。

9月，更大的祸事降临了，美国移民局扣留了钱学森准备托运回国的行李，以“涉嫌携带机密文件出国”的罪名把他拘禁在远离城市的小岛拘留所里。此后，钱学森一直处于美国移民局的限制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中，不时受到移民局的审讯。审讯的主题是为了确证钱学森“曾是美国共产党员的外国人”，而钱学森自始至终予以否定。双方对峙、僵持。他回国的决定一直被“拖”着。其实，这“拖”的策略，无非是想在一日千里的科技时代中，让钱学森脑袋中的那些导弹知识老化，变得陈旧，变得无用。

与钱学森相比，梁思礼倒是幸运得多。1949年，他在开国大典前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游轮，并在游轮上庆祝了新中国的成立。回国后，他抱着“祖国需要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的满腔热情，听从组织安排前往邮电部广播事业局下属的电信科学研究所就职。

从中共中央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文件《关于从资本主义国家回国留学生工作分配情况的报告》中可以看到：1949年8月到1955年11月，从西方国家归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多达1536人，其中从美国回来的就有1040人。留学生回国后，他们的事业和生活与共和国的命运共沉浮，其中很多人成为建设新中国的骨干力量。

发展我们自己的导弹

其实早在钱学森归来之前，面对美国一次次的核威胁和核讹诈，党中央就已经下定决心要搞出中国自己的尖端武器。

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将装备精良的美军打得节节败退。美军最高指挥麦克阿瑟为挽回败局，请求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向中国投放原子弹。1955年，解放军收复一江山岛，美国妄图采取强硬手段，其中包括对大陆几个战略城市直接实施核打击。

美国的“核大棒”如希腊神话中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中国人民的头顶上。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核武器的战略决策。党中央作出研制原子弹的决策后，对发展导弹武器的探索也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毛泽东问周恩来：“在原子弹和导弹研制方面，我们的人才如何？”周恩来回答：“我们有这方面的人才优势。在原子能方面，已经有钱三强等几位科学家从国外归来。在导弹方面，有一位在美国著名科学家冯·卡门门下工作的专家钱学森。”

此时，虽然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和1954年中美日内瓦谈判取得的进展，20世纪50年代，中国留美学生第二波归国潮到来，但钱学森仍处于被软禁状态。周恩来通过各种途径，争取他早日归国。1955年9月，钱学森偕妻子和儿女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

钱学森归国后的科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中国科学院筹建力学研究所，这是中国科学院领导筹划已久的事；二是为军队和国防部门完成导弹研究和设计。关于后一点，当时还鲜为人知，钱学森本人也没有这方面的思想准备。



▲1956年5月，十二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编写小组开会讨论规划纲要（左三为钱学森）。中国科学院学部供图

尽管我国对于导弹、火箭这样的尖端科技研究迫在眉睫，但以我国20世纪50年代初的工业水平，到底具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很多人心里其实都有一个问号。

有这样一组数据显示：1950年美国的钢产量是8772万吨，中国是60万吨，美国是中国的146倍。陈赓大将曾问钱学森，中国人能不能自己造出导弹？他回答，外国人能造出来，中国人也同样能造得出来。关于这一点，在叶永烈所著的《钱学森传》中这样描述：

我（钱学森）慢慢悟出来，中国人搞导弹不是一个简单科学技术的问题，而是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建设的问题。搞“两弹”、发射卫星，目的不是别的，是为了我们国家不受外国人的核威慑，能够平稳地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

中国航天，诞生了

中国人搞导弹的起点，就是始于陈赓与钱学森的那次交谈。 于是，这位从美国回来的火箭技术专家先后给我国解放军高级将领作了火箭导弹技术的演讲，起草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这份《意见书》也成为中国航天事业起步的奠基文献。 当时，为了保密，用“国防航空”代替“火箭、导弹”。



▲《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

1956年3月，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钱学森担任委员。梁思礼、张履谦和许多科研工作者一起，共同制定了新中国第一个中长期科技规划《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完成了第37项《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的规划，将喷气技术和火箭导弹事业纳入了国家长远规划，勾画了这一尖端技术的发展蓝图。

同年，国家决定组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这是新中国第一个研究导弹的专门机构。作为“种子”，需要有一些老科技人员。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一些高等院校和国家工业部门共调来几十名科技人员，还有100多名刚从大学毕业的学生一起加入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

钱学森曾在《意见书》中估算了需要的总人数：“到1967年，共有工厂技术人员2400人，设计院技术人员5700人。”由于党和国家的重视，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分配到航天部门的大中专以上毕业生人数，远远超过了《意见书》中建议的数目。

1956年10月8日，一队人马悄然进驻了北京西郊一座灰色小楼，这里原来是一个原北京军区空军的野战医院——466医院。前些天医院刚刚搬走，满楼的消毒水味儿还没有散尽，这队人马就迫不及待地进去安营扎寨。这里是主管科技工业的副总理聂荣臻元帅专门派秘书联系借用的，同时借用的还有附近的124疗养院和106疗养院。

466医院的小食堂里临时摆了一张旧三屉桌和几张靠背椅，算是布置好了主席台。台下左右两边摆着一排排巴掌宽的长条木凳，中间留有1米左右的过道。参加会议的有200人左右，左边坐的是机关各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右边坐的是各专业的专家、技术人员和全国各大专院校毕业分配来的100多名大学生。大家都在现场静静等待着，等待党中央一项具有战略意义、决定新中国命运的重要决定宣布。

这一天，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宣告正式成立，钱学森担任院长。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办公楼旧址。  

为增长大家关于导弹及相关专业的技术知识，钱学森开办了导弹知识培训班，先后讲授了导弹概论、导弹制导原理、电子计算机等课程。从邮电部调来的梁思礼，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调来的任新民、梁守槃、庄逢甘、朱正等教授，也都披挂上阵，讲授各自熟悉的、擅长的、与导弹有关的专业知识。

45岁的钱学森和“0岁”的中国航天，都走上了艰辛的自力更生之路。1956年年底，苏联援助的两枚P-1教学弹运到了北京。在这几个破旧的医院和疗养院里，200多位航天人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创业。一场没有硝烟但却惊天动地的攻坚战打响了。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中国航天事业的60年》《剑指苍穹——钱学森的航天传奇》《钱学森传》《梁思礼院士传记》《张履谦院士传记》等。）

来源：中国航天报微信公众号

文/邓雨楠

图/除署名外，均为中国航天报资料图

美编/丁洁

编辑/李淑姮 任长胜

校对/高一鸣

监制/黄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