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无论是政府办事机构、邮局还是在铁路,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顺利进行,这是许多公民的普遍感受。与此同时,政客们对许多不满情绪采取了无所谓的态度。这也对德国情绪产生了不良影响。
耶拿社会学家Hartmut Rosa总结了这个时代的问题:“在一个充满承诺的世界里,我们不断地经历着极度的无能为力。”由于数字化的推进,完成日常生活的责任越来越多地推给个人,从打印邮票到带PIN和TAN的网上银行,再到需要密码的商务视频会议。Rosa说,“如果搞不定,那就自认倒霉。”在机会和失败之间不断来回折腾就会引发一种不快的疏离感。 “当然,这会导致对政治的幻想破灭。因为政治无助于自己与世界的互动。”
这是一种新的对政治的幻灭和与政治阶层的产生距离的解释。令人惊讶的是,日常生活的不可控制性常常带有政治成分。公民对高层政客的冷漠态度尤其敏感。例如德国油价超过2欧后,图片报记者询问联邦总理朔尔茨知不知道目前汽油涨到多少时,他回答自己不亲自加油,所以他不能说出目前加油站的汽油价格。媒体哗然了,选择党就此大作广告。
朔尔茨的这种无知也表现在其政治上的冷漠,无论是对不准时的火车,对不可靠的邮政服务提供商,对医疗保险公司和银行难以打通的热线,对长期不可避免的教师短缺,学校建筑翻新积压或德国高速公路上数十万小时的交通拥堵。德国的很多事情不再像以往习惯和期望的那样运作。而这不是公民自己的错,却只能自己去面对这些问题。新冠病毒可能强化了这种官僚主义功能失调的经历:从最初缺乏口罩到相互矛盾的隔离规定,再到强制接种疫苗的彻底失败。
很多德国人都认可“强硬的新冠措施”,但联邦和州的新冠管理部门还是最终获得差评。德国发明了新冠测试,还研发出最有效新冠疫苗,然而整个大流行的管理并不比别人好,学校停课和封锁时间都创了纪录。
柏林竟然还发生选举数月后重新选举的情况。如果在民主的核心领域出现“系统性失败”,人们的基本信任将会动摇。最高联邦行政机构和超级臃肿联邦议院到现在仍然没有达成缩减共识,根本不能适应在学校、护理和医疗保健的因人手短缺而恶化的时代。
由于不断增长的管理需求和不断升级的文件要求,护理人士、护士和医生越来越感到无法进行本身的工作。教授们也在抱怨,学术自治和反复申请第三方资助等工作已经剥夺了他们研究和教学的时间。
2021 年Allenbach民意研究所的一项调查中 80% 的德国人普遍抱怨“官僚主义过多”,很多人已经认为,做一件事情需要履行的程序比作这件事本身更加困难。2007年,55%的受访者“最近对公务机构感到恼火”,2021 年上升到77% 。在新冠疫情期间,公共部门员工根本已经无法联系上。
Allenbach的民调专家Thomas Petersen描述德国官僚主义问题的维度时说:“用所得税可以很好地说明,”绝大多数人将所得税申报表的填写委托给第三方,甚至不敢自己处理。“这只能被解释为一种不满。一个自然而定期地要求公民做他们认为不可能的事情的国家不应该期望得到任何尊重。”
纳税人协会多年来一直在呼吁简化税制和对税法进行根本性改革,该协会主席 Reiner Holznagel 说。如果最大的北威州只有一半的人参加选举投票,那就是一个警报信号。它表明,如果那些对政治负有责任的人长期忽视民众被压抑的愤怒,这对德国将是多么危险:他们就再也没有任何期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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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世界报上引起广泛共鸣的文章编译。原文链接:https://www.welt.de/politik/deut ... ert-nicht-meh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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