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研究」李超：“后默克尔时代”，德国还是那个稳定的德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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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日涵副教授

李超：“后默克尔时代”， 德国还是那个稳定的德国吗


作者：李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世界知识》2022年第1期；世界知识

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2021年12月8日，经过德国联邦议院投票，社民党候选人朔尔茨正式当选总理，默克尔长达16年的执政生涯正式结束。默克尔主政下的德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在欧盟内领导作用日益突出，在国际冲突中也常常发挥稳定局势的平衡作用，故而关于新政府能否延续过去十余年的成就，成为舆论热议的话题。




2021年12月8日，德国新任总理朔尔茨及新政府内阁全体成员参加第一次内阁会议，并拍摄合影。
新政府总体“稳中求进”默克尔长期执政，虽政绩斐然，但争议也不少，特别是其政策长期居中，对边缘人群关注度不够，而且执政时间愈长，政策愈加固化，近几年德国民众求变的呼声高涨。社民党顺应“变革”呼声胜出，首次联合绿党、自民党两个“小伙伴”执政，这一组阁形式本身就是一大改变。不过三执政党“两左一右”，相互制衡，新总理朔尔茨在交接仪式上明确表态要继承默克尔的执政理念，称“当前政策不会改变太多”。因此新政府政策总体将是“稳中求进”。

三党达成的组阁协议主题为“敢于创造更大进步”，针对各党核心关切提出了一些新执政方针。内政方面，主要是增加底层民众福利与推动绿色和数字两大“未来产业”。作为左翼政党，社民党和绿党政策重点均是改善底层民众生活，不少计划都突出这一特点，如保持养老金稳定，提高最低工资至12欧元/小时；专门设立新的“联邦建设部”，每年建设40万套住房，平抑房价；提高护理、养老、育儿方面的补贴等。但受右翼的自民党所限，新政府不会提高退休年龄，也不会对企业增税。而气候保护则是跨党派共识，尤其是绿党的特色所在和核心主张。新政府的“绿色政策”更为雄心勃勃：“理想情况下”到2030年停止使用煤炭（默克尔政府曾提出2038年“退煤”），新能源发电占比达80%以上；减少对汽柴油等传统能源补贴，促进电动汽车发展，力争到2030年注册量达1500万辆；对进口的高耗能产品征收更高额税费。针对数字化进展缓慢问题，未来将显著加大对光纤等网络基础设施投资，推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芯片等重点产业取得突破，更为注重数据安全，加大相关标准制定和监管力度。
外交安全方面，新政府将更多展现延续性，组阁协议也基本沿用了德国外交的一贯措辞，例如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对外发展援助，承担“国际责任”等。在欧洲政策上，新政府将以促进团结为主，推动欧盟用好现有的“恢复基金”“绿色协议”等政策工具，进一步促进一体化，向着“欧洲联邦”方向迈进。对美，新政府强调其为德国外交行动的“中心支柱”，欲借“美国回归”重塑与美关系，不过也侧面指出两国在规范数字化行动等领域有对话的必要，显示双方在实际利益上并不完全一致。对俄，新政府既强调其“安全威胁”又指出建设性对话的必要性，显示仍将奉行平衡的对俄政策。在安全领域，新政府没有就军费达标问题给出时间表，也没有就此前广受关注的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给出明确计划，只是强调执政第一年将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全面规划安全战略。




德国“稳定性”或打折扣尽管新政府将在延续性基础上小步推动改革，但在内部政经形势发生新变化、外部地缘博弈不断加剧的大背景下，其执政难度将显著增大，而且一些结构性难题将长期冲击德国的“稳定性”。

首先，政党碎片化将带来决策困难。联邦德国成立70余年，进入联邦议院的政党不断增加，从最初社民党、联盟党、自民党三党增加到现在的六党。这很大程度上是全球化不断深化、各国利益边界交织带来的必然结果。例如，近年来民粹政党“德国选择党”分走大量中右翼政党的选票，就是因为欧债危机、难民危机接连爆发，德国社会自保情绪上升，推升了民粹主义思潮；绿党的快速崛起也与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议题热度上升密不可分。政党增加必然摊平选票，社民党等原先主流政党很难一家独大，三党联合政府将经受“谁说了算”的考验。特别是新政府中绿党和自民党在税收、社会福利、气候变化乃至对欧、对俄等政策上有重大分歧。当前各党执政意愿迫切，尚能有所妥协，未来在实践中必然发生矛盾，社民党如不能展现足够的协调、平衡能力，新政府很可能出现决策难产的局面，组阁协议也将是“言过其实”。
其次，经济能否保持稳定繁荣考验新政府智慧。默克尔时代德国之所以能够在欧盟内乃至全球享有越来越高的话语权，归根结底是靠经济实力予以保障。但近几年来，德国经济也出现了明显的问题，自2019年起，经济下行压力显著增大，曾数度出现季度性衰退，引发担忧。默克尔主政下，德国一直是欧盟经济增长的“优等生”，但可能也因此遮掩了不少问题。默克尔时代“稳字当头”，并没有在解决自身增长桎梏方面下太多力气。比如，德国至今依然高度依赖出口，新冠肺炎疫情带来全球产业链瓶颈，德国外贸风险陡增；德国还过于依赖汽车业等优势行业，数字产业发展滞后，新时期科技实力有待提升。当前疫情仍在肆虐，德国成为重灾区，经济复苏前景不佳，甚至慢于法国等国，新政府一系列竞选承诺有可能落空。例如，新政府既希望改善福利，又坚持审慎偏紧的财政政策，这更要依赖“做大蛋糕”，若经济下滑则必然难以满足民众期待。再如，在绿党的强烈推动下，新政府的气候政策十分激进，但气候保护不是一句空话，背后需要强大的科技、经济实力做支撑，可再生能源能否稳定支撑80%的电力供应，“弃煤”后是否需要扩大天然气进口，能源价格是否会大幅上涨，这都有着很大不确定性。总之，经济若不能保持稳定增长，民众对新政府的不满情绪很可能上升。
第三，德国在欧盟内“领导者”的角色也可能不那么稳定。默克尔时代，德国在欧盟内成为“事实上的领导者”，一是靠自身经济实力支撑，二是在一次次应对危机的实践中自我证明。而新政府上任后尚没有在危机中展现领导力。新领导层中，朔尔茨也还没有积累出默克尔那样的威望，内阁成员基本都是新生代政治家，执政能力有待磨练。目前法国总统马克龙已摩拳擦掌，俨然以“欧盟掌门人”自居。事实上，从默克尔第四任期以来，德国引领欧盟已经开始遭遇更多挑战，例如与波兰、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的矛盾上升，在增强欧盟防务自主、建设财政联盟等问题上与法国意见相左。未来若德国自身经济增长放缓，无法为欧盟提供更多资源，其领导能力也将受到更多制约。




2021年是中德合资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立30周年。图为一汽—大众位于佛山的工厂。
中德关系稳中有变过去十多年，中德关系得以保持稳定并取得诸多成果，主要得益于默克尔的务实推动。她任职16年，曾12次访华，对中国的理解客观深入，因而能务实看待中国崛起，在对华合作的过程中能够在共同利益和分歧之间保持恰当平衡。而新政府由三党组成，其中绿党和自民党在选前已多次就对华政策作出强硬表态，舆论对中德关系的稳定性感到担忧。
从组阁协议中的涉华表态来看，新政府重申了欧盟对华“合作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的三重定位，呼吁加强欧盟内部及欧美在对华问题上的协调。与默克尔时代相比，这些表态看似偏负面，但的确是近年来中欧关系遭遇一些困难的真实反映，是由中欧关系的大气氛所决定的，新政府将在这个大背景下制定对华政策。下阶段，中德关系一些竞争性、分歧性的问题将不可避免地浮现出来。而绿党籍外长贝尔伯克近来多次重申在部分涉华议题上要“不加避讳”“显示强硬”，这将成为未来中德关系稳定发展面临的最大风险。此外，组阁协议也对德国企业在华市场准入等问题提出了新要求，中德经贸关系“再协调”也可能成为下阶段工作重点。不过，从“中国”一词在组阁协议中出现高达14次这一点来看，无论是强调合作还是陈述分歧，都凸显中国在新政府对外政策中的分量，这将促使新政府“慎重对华”。
尽管有出现“意外”的概率，但从根本上看，中德关系还有着更多的“支柱”，能够保持其基本稳定，不会因一时的政府更替发生逆转。首先，中德密切的经贸往来始终是两国关系的稳定器。中德双边经贸额占中欧经贸额的1/3以上。2020年尽管疫情肆虐，但中德贸易仍逆势增长3%。中国连续五年是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德国也是欧盟国家中对华技术转让最多的国家，这充分说明双边经贸互补性仍大于竞争性，双方互有所需，互利共赢。中德同为出口导向型经济体，都主张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在保护主义回潮的当下，中德在维护全球贸易稳定方面有着共同利益。
其次，当前全球性挑战不断涌现，作为具有重要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中德都有意愿承担全球责任，德国希望在应对气候变化、斡旋冲突、援助非洲等问题上有所作为，若没有中国的合作参与将很难取得成效。此外，在中美博弈加剧的大背景下，中德双方都不会愿意彼此交恶，为“大国争斗”再添一把火。
再次，从新政府成员来看，朔尔茨在性格上与默克尔多有相似之处，同样注重稳健务实，在对外政策上追求平衡。他尤为推崇社民党籍前总理勃兰特、施密特所奉行的“新东方政策”，实现东西方缓和。在当下，朔尔茨也主张加强与中、俄对话，特别反对与中国“脱钩”。绿党、自民党身份转变为执政党后，也需要更多从利益角度出发考虑对华政策，其若一味强硬，很可能在现实政治中“碰壁”。
总体而言，中德关系的稳定性虽较默克尔时代有所下降，但只要双方仍秉持务实精神，推动互利合作，就分歧点坦诚对话，求同存异，中德关系仍有望续写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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