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日本！战争期间政府认可设立卖春设施，之后私娼又大肆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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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军史钩沉
就在天皇宣布战争结束几天前，日本全国还沉浸在“举国抗战”、“全体玉碎”的狂热中，从上到下都被鼓吹战争的标语口号所淹没。

战争时代的标语口号是政府对民众进行精神控制的标志与手段，维护天皇制国家的重要工具。由于这样的标语口号太多，而且不断“推陈出新”，所以从1941年起，情报局第五部编辑了《国策标语年鉴》。到1943年，《国策标语年鉴》汇集的标语多达4237句，绝大部分与战争有关。



军部与政府知道有人对战争存有异议，对战争胜利的结果更有怀疑，所以故意用“万世一系、亿兆一心”、“一亿日本，心的动员”、“协力一致，强力日本”等口号强调日本全社会的团结一致；为了鼓舞人心，炫耀战争的胜利，尽管与英美等盟国实力相差悬殊，仍打出“日之丸，埋葬伦敦纽约”、“消灭英美，重绘世界地图”、“繁荣经济，建设理想的新东亚”等口号，给民众造成日本已经胜利在握的印象；到了战争后期，战局日渐不利，政府明知战局无可挽回，成立所谓自杀式的“特攻队”不过是孤注一掷，但仍然命令媒体发表吹嘘特攻队英勇作战的文章，公开特攻队员书信中的“豪言壮语”，宣扬“一机换一舰”。
但是，日本军队在战场上的不断失利和国内战争体制的崩溃使这些意在鼓舞人心的口号成了空中楼阁，政府宣扬的日本精神已经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例如，在冠冕堂皇的“一亿一心”口号的背后，政府内各政治集团以私利为重，各机构内也是山头主义横行，强调本部门利益。尤其是陆军与海军两大系统间矛盾重重，即使在同一陆军部中，情报部与作战课之间也不通信息，各自为政；军事指挥与军需生产指挥部门互不服气，完全脱节。这种情况导致计划混乱和指挥不力，为企业与官僚的勾结制造了机会，而且产生严重的贪污腐化，腐蚀社会风气。所以，表面高呼“一亿一心”，实际则是“一人一心”。



又如，在“灭私奉公”口号的背后，是指导战争的军人和政治家滥用国家所谓的“公”，而不承认国民个人的“私”。政府对“一人一心”的社会分裂状况没有任何的制约与解决能力，只好通过所谓的“灭私奉公”来约束民众的行为与思想，但是效果却极为有限。相反，政府越是强制地推行不顾私人的利益政策，国民就越是要拼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所以，鼓吹“灭私奉公”实际上纵容了极端的个人主义。保守派的政治家也深刻地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曾经在战后的吉田茂内阁任文部大臣的伦理学家天野贞佑分析说：“表面上看是没有私利的人，实际上是最计较私利的”, 的确一语道破了“灭私奉公”的虚伪。这样的虚伪与无责任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



在听到天皇的《终战诏书》后，绝大多数日本人都如噩梦初醒般惊愕地发现：战局早已不像军部和政府鼓吹的那样胜利在望，相反，盟国的军队已经“兵临城下”。进而，人们又发现：战争已经使相当于日本人口总数4%的310万人丧失了性命，1500万人失去了家庭。一旦了解了真相，靠着那些口号支撑的日本人的精神立即陷入了崩溃与绝望：仅仅几天前，报纸还连篇地报道“皇军”在各地的胜利“捷报”，现在怎么居然连一天也无法坚持了呢？对照军部和大本营曾经信誓旦旦的保证，普通日本人的心灵无不感受到巨大的冲击。他们意识到：不是战局发生了突然变化，而是自己受到了欺骗。一旦认识到“被欺骗”，日本人心中长期积累的对军部的不满和对政府的怀疑便一下子迸发了出来。从盲目相信到完全不相信，这就是日本民众战后初期的思想倾向。这种倾向影响了日本人对战争责任及“公”观念的认识。

在学校中曾经是坚定的天皇主义者，后来成为日本共同通讯社编辑的原寿雄回忆说：日本人本来有对和平安定生活的天然的期待，但在战争中，反战的意识被长期抑制，而尊皇和仇美的意识则得到精心的培养。但是战争刚刚结束，人们就发现：战争中受到的教育其实是一种欺骗。虽然每天都在读书，但实际是在欺骗自己，是在接受“洗脑”。意识到受了欺骗的原寿雄立即加入战后初期同军国主义和天皇制斗争的行列。他后来回忆说：虽然没有加入当时同天皇制斗争最坚决的日本共产党，但是作为日共的外围，我站在斗争的第一线。原寿雄的经历很有代表性。当时许多日本人都是在战后初期因为意识到受欺骗而转变立场，产生了对军国主义和天皇制的批判意识。



军队上层与政治家的虚伪导致国民对国家与政治的不信任，社会道德水平滑落，战后初期发生的物资流失、黑市盛行以及对外国军队的“性服务”，都是意识到被欺骗的人们精神崩溃的典型表现。

先来看物资的流失。

《波兹坦宣言》公布后，日本政府就从最坏的角度对形势进行了估计：日本军队一旦按照《宣言》的要求解体，其保有的物资肯定会作为战利品被接收。为了逃避这一局面，8月9日，大本营命令将军队保有的纤维、钢铁、木材、油脂等向民间工厂转移，即所谓的“藏物质于民”。8月14日，即天皇“玉音”播放前一天，当时的首相铃木贯太郎还部署了“军队物资紧急处理原则”，规定将武器以外的军需品、燃料、汽车、服装（军队留下一个月的需要量）、药品、木材等无偿地转移到地方，声称其目的是为了国民的人心安定和保证军民一心。据后来的调查，这一规定出台后，转移到地方的物资总量达2400亿日元。这一数字理解起来可能还比较抽象，但如果了解到当时日本一年的生产总值才有1600亿日元的话，其背后的意义就不言而喻了。



日本政府制定“藏物质于民”政策的基础是相信所谓的“一亿一心”，但是，由于8月15日以后出现了一段社会管理的“真空”，围绕这些物资便出现了极大的混乱。无论是军人还是平民，只要能进入军事仓库，就拼命地搜罗想要的物品，有条件搞到汽车的人，更是开着车大摇大摆地进入仓库，大肆搬运。到28日新内阁下令取消14日的“军队物资紧急处理原则”时，大量的物资已经被运出去了。

再来看黑市的出现与活跃。



战争后期的日本，物资供应极度匮乏，只有通过所谓的配给制度把国民生活的水准控制到最低水平，才能维持社会的基本运行。战后初期疮痍满目的东京，白天的商店里空空如也，入夜后更是漆黑一片，无法提供基本的生活品。战争虽然结束了，但是普通人的生活仍然毫无希望，甚至连维持基本生计的条件也没有。战争时期的配给制度是与经济上的统制和道德上的“灭私奉公”相配合的。特别是粮食这一人们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过去是被严格配给的，而战后配给制度无法继续，粮食供应几乎中断，为生活所迫的人们当然不可能再受那些制度与道德的束缚。于是，原来生产军刀的工厂开始制作菜刀，制造钢盔的工厂转产生产铁锅，什么也不能生产的普通人就想到用自己家里暂时用不上的茶杯、饭碗、酱油瓶等东西换取部分农民手中省吃俭用留下来的少许粮食。由于战后初期的混乱，限制商业活动的法令已经基本失效，这种物资交易虽不“合法”，却有需求。8月20日，即天皇“玉音放送”5天后，在东京的新宿便出现了最初的黑市，黑市上的物品不受统制价格的限制。而3个月后，即11月20日，政府也不得不正式宣布取消已经有名无实的对食品的统制。



接着，在东京的新桥、银座、有乐町、池袋、上野、浅草等地纷纷出现了黑市。成千上万的人涌入黑市，用自己手中的东西换取少量的哪怕是能够维持一天的粮食。其中少数是原来的商人，但多数是失业者、复员军人、战争中阵亡军人的家属、空袭中失去房屋和亲属的人等。现在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当时的场景，而我记得曾看到一幅照片：从城市开往农村的火车上挤满了去黑市购粮的人，有的挂在门边，有的爬上车顶。一次，我路过东京上野车站旁名为“アメ横”的小街，陪同我的日本朋友告诉我：战后初期，连美国大兵的口香糖等物品也被拿到这里的黑市上出售或交换，这条小街还因此出了名。黑市经济繁荣的另一面就是国家经济和民众精神的崩溃。

对外国军队的“性服务”更是民众精神崩溃的典型表现。



8月18日，即日本战败后第三天，内务省向各都道府县下发了“整备给外国驻屯军的慰安设施的主要规定”，要求各地的警察署长可在当地迅速设立针对外国军队的“性慰安设施、饮食设施和娱乐场”。也就是说，政府公开认可设立这样的卖春设施。于是，8月26日，东京都内的饮食、艺妓、慰安等七个行业协会联合成立了“特殊慰安设施协会”。该协会在街头张贴广告号召日本妇女应募，其中居然有这样的呼吁：“日本的新女性们：欢迎参加作为国家战后处理的紧急措施而建立的对外国军队的慰安事业！”为了吸引女性的参与，还保证向参加者提供衣服与食品。很快，日本各地就建立了几十处慰安设施，在美国军队集中驻扎的横滨、横须贺，这样的设施更是十分齐备。由于这一事业是政府承认的，所以得到了大藏省的支持，提供了总经费一亿日元的一半。这就是“公娼”制度。

1946年1月21日，盟军总司令部向日本政府提出，“日本公娼制度的存在与民主制度有矛盾”，命令解散上述设施。但是，随着“公娼”的取消，“私娼”却大肆泛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