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科技革命有可能发生在中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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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邹狂鬼



于此探讨在世界范围内深刻影响着人类活动秩序的理论，当属熊彼特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古今中外人类所有的活动都蕴含着极为深刻的经济学原理。

熊彼特从技术决定论的角度出发，探讨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以技术革命的爆发与释放所持续的时间，推导出自蒸汽革命以后人类经济发展从数量型增长转向效率型增长，且革命爆发后的时间即长周期将持续一个世纪左右，利用边际收益递减曲线反映技术革命周期的更迭，亦能直接反映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

一般技术革命起始于上一个技术革命持续时间的后半期，形成基础技术积累、爬坡、试产再到量产以达到规模经济并构成一系列与之衍生的技术应用产业链，从而回拢成本所耗，促使经济数据回缓甚至以较高速驰骋。

一场伟大的科技革命，首先必不可少的就是技术积累和持续投入，纵使累积到一定程度后会陷入爬坡状态，亦得咬牙坚持下去，切勿半途而废，待量产以形成规模经济而使整体的边际收益递减曲线右移，并创造新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循环周期之际，之前所付出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我之所以主张我们这四十年所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与之国内因素并无绝对关联，是因为全球工业已经历两次技术性革命，即蒸汽革命与电气革命，两百年的技术积累和几乎廉价的外溢性技术知识成果通过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落实而得以进入欧亚东南大陆，加之临近摩尔革命的爆发，我们享受了两次工业技术革命的外溢红利，并紧接着享受摩尔革命早期的规模经济效应，我们的经济这四十年的高速发展实则是天时地利人和的集大成之体现，且外部因素占据主导地位。

另外，本人主张下一次技术革命的侧重在于纳米分子技术，且我们囿于现行体制而有可能会错失该革命早期的基础技术积累红利、规模经济红利。

为什么在下会扬言我们可能会错失该技术革命的早期成果？

因为我们的经济长期且严重依赖经济体规模以实现数量型增长，当然，这是次要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的现行体制不允许我们在技术革命的早期积累中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无关投入或产出的多寡，而是该体制注定制约技术革命竞争力的形成，即无法有效进行产业创新及其核心部件的研发。

若想解决这个问题，还得从人文社科领域以及其体制配套的底层逻辑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