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 | 科技创新从0到1怎么突破？权威院士的解答来了——专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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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新华社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

让科学家潜心科研，把精力放到从0到1的研究上，做最具挑战性的科学探索工作，不急于求成，不突击成才

终有一天，我们能够用这些实验室和大学创造的“深圳技术”定义人类未来的生活方式甚至是社会发展方式

我国科技创新总体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阶段，正从整体追赶向部分引领过渡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李晓玲 白瑜

12月13日，第五届“复旦－中植科学奖”颁给了三位中外科学家，分别是英国的迈克尔·贝里、美国的查尔斯·凯恩和中国的薛其坤。

薛其坤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获奖当日，他履新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下称“南科大”）才20多天。

履新之前，他是清华大学副校长，领衔研究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并获2018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也是当年唯一的一等奖。这项重大基础物理学成果被中国科学院院士、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称为“中国实验室里发表的第一次诺贝尔奖级的物理学论文”。

履新之后，南科大和社会对这位新校长充满期待。他会在南科大重点布局什么？又将带领南科大在基础前沿科学问题研究和“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有哪些新作为？

日前，正值南科大十周年校庆，《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走近薛其坤，就科技创新的今天和明天对他做了深度访谈。薛其坤强调，当前我们要在全社会全力树立和营造崇尚科学、尊重科学的氛围，让更多新生力量把当科学家作为人生梦想，享受科学的魅力，信仰科学的力量，潜心基础研究，实现从0到1的突破。



南方科技大学张立源（左二）团队首次观测到三维量子霍尔效应 南方科技大学供图

营造新的“科学的春天”

《瞭望》：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是国际物理学界的前沿热点，许多科学家相信，相关研究将加速推进信息技术革命，都在争分夺秒攻关，你和你的团队在其中脱颖而出，你能分享一下背后的过程和体会吗？

薛其坤：2005年我到清华大学工作，在国家和学校的大力支持下，我和我的团队在清华搭建了一个有自己独特优势的一流实验平台，并保持着在新研究方向的敏感性。

我们开始的实验是没有跑道的赛跑，不知道目标能否最后实现。我们的基本想法是，不管实验是否成功，它都能考验我们的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平，也能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最终，我们坚持了下来，取得了成功，由不同专业背景和创新能力的师生组成的团队也经受住了这次大考。

回望这一过程，有一个最深刻的感受，那就是国家的发展和强大是我们科学家追逐科学梦的保障。因为有国家充足的经费支持，我们才打造出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实验平台。

即便如此，我们整个实验也花费了4年多，有四个研究组参加，二十多位研究生加入。所以这其中还有第二个感受，那就是团队的顽强作风和合作创新精神很重要。

其实，这一实验国外也在进行同样的探索，但我们首先找到了正确的途径。实验成功那天，我体验到了做中国科学家的幸福感：我们真的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科学效应吗？奋斗者是幸福的，天道酬勤……内心翻滚着这些想法。

应该说，这种原始创新的突破，是多种因素交织产生的，缺一不可：基础知识要扎实、学术造诣要深厚、实验技能要出色，再加上科学家的直觉和长期的勤奋努力与坚持……

回想自己的人生路和国家的发展，我深刻体会到，只有把自己的个人奋斗和国家的科学发展需求结合起来，才能成为真正有使命感的科学家，才会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

《瞭望》：我国基础研究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你认为这一差距的原因出在哪里？

薛其坤：基础研究具有规律性与传承性，需要经过几代甚至很多代人努力，而中国的基础科学基本上是从“零”开始的。所以，起步晚，基础薄弱是目前中国基础科学研究跟欧美发达国家存在差距的重要原因。

此外，早前我国在追求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国家和民众更加重视技术应用的发展，对于基础研究的投入程度和重视度与发达国家也存在着较大差距，表现在我国的研发经费层面，基础研究的经费比例就偏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基础研究的发展。

《瞭望》：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我们要做哪些突破才能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

薛其坤：实现基础研究的突破，重在打造科学的创新体系。但是打造这一体系，需要长时间积累。基础研究的突破，不像在工厂批量化生产产品，它需要漫长的发展过程，有时候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不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

我们要充分理解这一规律，给科学家创造宽容淡定的生态，让科学家能有坚持很多年的准备，沉下心来，不跟风、不浮躁，潜心基础科学重要基本问题的研究，争当基础科学研究的国际领跑者，这样才能真正做出高质量的科学探索和科技创新。

这既需要国家加强对基础科研人才的补贴和投入，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也需要国家重视基础科研平台和实验室的搭建，为基础研究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氛围，否则，在现阶段，想在基础研究上突破是很难的。

我们也期待一个更有利于基础研究的良好科研生态，让科研人员充分发挥自由探索精神，释放出更大的创新潜能。如果研究方向正确了，培养出杰出人才只是时间问题。

最优秀的科学家要做的工作，就是实现从0到1的突破，这也是最难的工作。因为绝大多数时候，没人知道该如何实现从0到1的突破，但这就是科学家的工作，也是所有关键技术突破的基础，更是最优秀的科学家之所以优秀的原因。

我们还期待加强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促进国内大学向世界一流大学攀登，培育更多具有科研精神的拔尖创新人才，实现人才的接力。毕竟，基础研究的兴起与高等教育的发展相辅相成。

《瞭望》：中央提出“加强基础研究、注重原始创新”，强调“支持发展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加强基础研究人才培养”，你从科学家和高校校长角度读出了什么深意？

薛其坤：这要求我们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持续发力，要脚踏中国实地，仰望科学星空，不遗余力培养基础研究人才。

为此，我们要建立正确的科学评价体系，让科学家潜心科研，把精力放到从0到1的研究上，做最具挑战性的科学探索工作，不急于求成，不突击成才，有长期乐于坐“硬板凳”“冷板凳”的思想准备。同时让基础科研人员敢于做所谓的“无用的研究”。因为技术和应用的高楼大厦要建立在不显山露水的坚固地基上，而不是砂石上面。

我们还要在崇尚科学氛围的打造上下功夫，就像我们年轻时候，感受到了科学的春天，很多人当时把当科学家作为人生梦想。

现在国家非常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创新的高技术企业也已认识到这一点，在应用基础研究甚至基础研究上的投入越来越大，但是这些还不够，我们还要努力在全社会树立重视科学人人有责、崇尚科学人人有责的观念，同时营造尊重科学、追逐科学的催人奋进氛围，创造更好条件让更多年轻人留在重要的科研领域，吸引最优秀的人才从事基础研究、安心基础研究。这一点，不但国家要重视，社会和个体也要重视，这是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



南方科技大学校园一角 南方科技大学供图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瞭望》：我国“十四五”以及更长时期的发展对加快科技创新和培养科技创新人才提出更迫切的要求，你怎么规划南科大未来在这方面的作为和贡献？

薛其坤：大学是科学发现和重大基础发明的摇篮，南科大作为一所以“科技”命名的高校，我们的发展规划，要与国家“十四五”的科技发展规划方向一致，要瞄准“四个面向”，这是我们创新的方向，也是我们教育和培养人才的方向，我们就是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今年是南科大成立十周年，我们将通过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两种途径，充分发挥教师、学生、校友的智慧，征求社会各界人士的看法和建议，制定符合国家战略和深圳特区发展方向的南科大“十四五”发展规划，着力从教师队伍建设、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让南科大的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迈上新台阶。

我们认为，决定时代走向的重大科学发现、重大技术发明都是由少数杰出人才创造的，所以我们现在的使命就是，力争培养出世界上最有创新力、竞争力的杰出人才。我们相信，深圳能否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能否培养出这样的杰出人才。

而要培养这样的杰出人才，就必须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未来，我们将瞄准世界一流大学，打造若干个世界一流的实验室，总有一天，我们能够用这些实验室和大学创造的“深圳技术”定义人类未来的生活方式甚至是社会发展方式。

《瞭望》：国家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于人，你认为高等教育如何加强拔尖创新人才的源头供给？

薛其坤：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是一流大学的核心使命，决定着整个学校的办学水平和建设目标，也代表着高等教育和大学对国家与社会的主要贡献力。学校一切工作就是围绕这一核心进行的。

要想加强高等教育对原始创新人才的源头供给，一方面要构建合理、灵活的人才聘用、评价体制，营造相对宽松的学术环境，吸引最优秀的教师甚至大师，组成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

在此基础上，还要鼓励教师静下心，坐热“冷板凳”，敢于挑战最前沿科学问题和重大应用技术，同时对研究基础前沿科学问题和攻关“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的中青年科学家及其科研团队提供稳定支持，这是培养优秀科技创新人才的基本保障。

另一方面，要着力打造国际一流的科研平台。无论是建设尖端的实验室还是引进规模更大的科学设施，大学要适应现代科学发展，都得做这样的选择。而建设好这些平台，既要注重研发具有原创意义的实验技术、分析方法和设备等，还要把它们融入人才培养过程，通过构建新型学科体系和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成果转化人才，使科研成果尽快转化。

《瞭望》：你多年在高等教育和科技创新领域深耕，能谈谈你的高等教育梦想吗？你打算怎么实现？

薛其坤：我的高等教育梦想，就是为国家培养出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培养出有突出贡献的人才。

我们有几千年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原创的科学技术贡献却很少。我的未来梦想之一，就是在发现和理解自然科学规律的科学领域，能有中国原创的贡献。我希望未来的教科书上能有更多中国人的成果。

所以，我们要搭建世界上最好的科研平台，培养某些领域的杰出人才，对世界进步和人类的文明提供“中国力量”，作出“中国贡献”，我们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和专业设置，就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在我这个年龄，我会更多把精力投入到培养年轻学术带头人上。这也是身为科研团队负责人的长远考量。我现在要花力气去培养年轻科学家和青年教师，从宏观层面、学术大方向上去指导学生、锻炼年轻教师，让他们出成绩，这比我亲力亲为做每一件事更重要，也比我自己做科研更有成就感，效益更高。

《瞭望》：你认为大学要培养什么样的人？

薛其坤：我在培养人才方面有一个理念，就是一流人才要怀揣家国情怀，有理想抱负和坚强的意志，勇于挑战逆境，具有完善人格。南科大一直致力于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全球视野、综合素养、创新能力”的拔尖创新人才。

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瞭望》：当前，我国的科研机构都在抓紧攻关“卡脖子”技术，补齐技术短板，在推动这一工作方面，你有什么思考和建议？

薛其坤：在我国工业技术发展史上，不乏一些突破国外技术封锁的例子，比如两弹一星、北斗导航系统、大型盾构机、海底隧道、特高压输电等等。这些突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优势。

当今要攻关国家遇到的“卡脖子”技术，补上技术短板，就要充分发挥我国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新型举国体制是对传统举国体制的传承和创新，相对传统举国体制，它更有时代特点，突出体现为将政府与市场的优势有机结合，既发挥政府强有力的统筹、协调、整合、规范、引导等作用，又发挥市场机制在有效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

《瞭望》：应怎样合理调配整合有限的科研力量，才能凸显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薛其坤：一方面，国家在重大基础研究领域和关键技术领域要有所布局，利用政府力量部署，联合各部门创新解决。另一方面，也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要有像华为这样的企业去解决市场难题，现在技术层面的很多难题大部分还是要靠市场解决，市场的力量也是巨大的，会自我调节的。竞争是好事，我们要真正提高竞争力，就要加强市场竞争，优中取优，避免单纯计划经济的弊端。

《瞭望》：如何健全新型举国体制？

薛其坤：应该说，当前国际局势正在发生剧变，真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要做好科技创新，需要全链条创新，每一个链条都不能缺失。这就需要我们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来不断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

健全机制的着力点应该聚焦在“有为”和“有效”上，让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有为”发挥在关键环节，突出顶层设计，起到带动作用；还应突出“有效”，既能短期强筋健骨，又能发挥制度的红利效应，激发活力，产生效能。“有为”和“有效”相辅相成，符合我们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逻辑。

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投入机制是重要保障，国家需要推动形成新的制度支撑，从科技前沿和国家战略需要出发，不因某个领域冷门就减少投入，也不因某个领域热门就过分加大投入，更不能基于研究是否马上有用决定投入的多与少。

我认为，我国科技创新总体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阶段，正从整体追赶向部分引领过渡。不过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我们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依旧存在明显差距。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还要再接再厉、接续奋斗，不负中国科技发展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