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瘟疫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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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正在肆虐，教训极为深刻。

作者：清和社长

来源： 智本社

这次疫情的传播速度及严重程度，远远超出了国人的预期。不少人在恐慌刷屏、抢购口罩中度过了一个“拒绝往来”的春节。

疫情正在肆虐，教训极为深刻。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疫情突然就遍地开花？

这里有些客观因素，如适逢春运人口大规模流动、武汉九省通衢的区位特点以及病毒存在较长潜伏期。

为什么突然出现物资紧缺？武汉封城后，各大医院频频发布江湖救急，请求捐助、援助，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这代人第一次感受到稀缺的威胁。各地疯抢口罩，囤大米食盐及生活用品。制造大国（世界第一大口罩生产国）为何突然供应不足？

这里有些特殊因素，如春节假期工厂停工、疫情全国性“突然”导致需求暴增以及市民恐慌性抢购。

除以上客观与特殊因素外，信息失真导致的市场失灵，公共用品的供给差距及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空间，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本文继《瘟疫战争》后，以信息理论及公共用品理论，探讨这次新型肺炎的教训与启示。
本文目录：
一、信息失真导致市场失灵
二、武汉封城考验政府效率
三、市场时代提升治理能力

01

信息失真导致市场失灵

我在《瘟疫战争》中说过，瘟疫灾害是病毒与人类的一场边际赛跑。本质上这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即市场资源配置效率能否跑赢病毒。

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鼠疫、霍乱、流感犹如幽灵时常光临人间，每次都掳走一大群人的生命。

直到近代市场兴起，医疗技术进步及公共卫生发展，人类才跑赢大部分病毒，人口规模及人均寿命持续上升。

但是，这一次，我们发现，市场失灵了，病毒跑到了前面，我们暂时落在了后面。

在这场竞速赛跑中，物资供应不足，特效药及疫苗研发还没取得实质性进展，病毒传染尚未迎来拐点。

市场为什么会失灵？

市场正常运行离不开信息。传统经济学家错误的认为，市场需要充分的信息，其实充分完整的信息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信息完全透明、充分，市场则不存在。

所以，关键的不是需要充分完整、绝对真实的信息，而是不应该垄断信息、屏蔽信息及人为干扰信息。

武汉方面承认前期信息披露不及时。

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发现感染者，到春节前夕全国突然高度戒备，期间有一个多月时间。这段时间，武汉方面也没有充分公开信息，还处理了8位“发布不实信息者”；有记者、媒体人到该市场采访试图报道相关信息，也被当地宣传部门人士劝退。这实际上构成了人为干扰信息，阻碍信息的正常流通。
事实证明，信息失真的结果是灾难性的。

信息披露前，武汉市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正常生活，街上戴口罩的人非常少，增加了交叉感染的概率；武汉500万流出人口，其中包括120万大学生，分流到全国各地，回家喜迎春节，一些患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病毒感染给了家人；少部分市民则安排出国旅行，将病毒带到了国外。

2020年1月20日官方突然公布疫情激增信息，之前毫不知情的全国人民为之惊恐，纷纷抢购口罩和生活物资，引发了医疗用品及部分生活用品短缺，打乱了节后工作安排。

更严重的问题发生在湖北重灾区。武汉、孝感、黄冈等封城后，医院紧缺护目镜、口罩、医用帽、防护服、手术衣、防冲击眼罩、防护面罩等关键医疗物资，部分城市出现生活用品短缺。

由于试剂盒短缺，部分病人无法及时确诊，奔波多家医院不被收治，只能在家自我隔离。

如果最开始信息是公开的、透明的，是否还会引发医疗物资短缺？

答案是肯定的，毕竟传染疾病具有突发性、偶发性及不确定性。

但是，程度会有差异，市场会在那宝贵的一个多月中起到关键作用。

市场如何起作用？

经济学家哈耶克说：“市场竞争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发现程序。”这句话非常准确的阐释了市场运作的过程。

假如2019年12月中旬，武汉海鲜市场发现新型肺炎后，官方及时公开信息，让真实信息在市场中传播，会触发供求预期以及价格机制。

市场会根据疫情信息而调节，市民出现恐慌性囤货的可能性会下降，工厂也会根据疫情适当增加口罩、防护服的生产，甚至可能增加工资雇佣工人，延期休年假。物流及商家则根据销售预期安排配货。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12月中下旬及2020年1月上旬，还有不少工厂没有放假。但很可惜，信息失真，市场错过了最黄金的一个月。工人大部分返乡，工厂、物流及商家都准备休假过年之时，武汉方面公布疫情杀了个市场措手不及，没有给市场留下太多反应的时间。

要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口罩生产国，最大产能达每天2000多万只，但是春节前后多数企业都停产休假，产能只有平时的40%左右（工信部长苗圩）。

不可否认，医疗技术时常落后于病毒变异，市场一时间也没能研发出新型肺炎的疫苗及特效药，但是如果信息及时公开，医疗用品如口罩、防护服、试剂盒可获得更好的供应，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病毒传染。

不可否认，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准确识别专业的疾病信息，但是每个人都能够看懂价格信息。

价格是一个简易的信号机制。当疾病扩散时，口罩、防护服的价格会上涨；当价格上涨时，就向市场发出需求增加、供给紧张的信号。市民可以从价格信号中评估疾病的传染程度，有时间作出相对理性的预期安排；厂商也会根据价格信号增加或降低生产及供货（与发国难财不同，后面论述）。



有些人反对开放信息管制，甚至对支持新闻自由言论者破口大骂。事实上，反对者忽略了他们破口大骂本身也是新闻自由的一部分（涉嫌人身攻击、诽谤、诬陷的另当别论）。

如今这么多人付出生命的代价，整个国家陷入恐慌，如此惨痛的教训还不能够说明信息充分表达的重要性吗？

有些人担心，开放信息管制会导致思想混乱，群氓迭起，谣言横飞，诽谤遍地。这种担心并不是多余的。这次新型肺炎信息公开后，大量谣言便在社交媒介中飞扬。

有人建议，民智未开之前，不能放开信息管制，否则群氓猖狂、社会秩序混乱。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如果信息管制不开放，民智如何启蒙？

如果信息被管制，信息失真，相当于思想市场供需失调，群氓运动忽左忽右，观点极端，普通人无法建立理性思维，只会反复发动群氓运动。

同时，信息管制，增加了充分表达的风险，“搭便车”现象会成为一种常态，“沉默的大多数”导致市场出现信息真空、需求真空，思想创造、技术革新、艺术创作以及商品供给都将受到抑制。

当信息管制解除后，会出现一个阵痛期，谣言可能更加汹涌，群氓运动可能更加剧烈，斗争异常激烈。就像1月20日疫情信息公开后，恐慌性言论（事实与谣言一时难辨）铺天盖地。这其实是自由的代价，也是信息管制付出的成本。

但，只有开放信息管制，让谎言与事实交锋，让谬误与真理较量，就像让次品与真品在市场中竞争一样，人们才能在广泛的信息、充分的表达及激烈碰撞中逐渐回归理性，真理才能被大众所掌握，谎言才无处遁形。（详见《自由代价与人类前途》）

思想家米尔顿曾在他伟大的宣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虽然各种学说流派可以随便在大地上传播，然而真理却已经亲自上阵；我们如果怀疑她的力量而实行许可制和查禁制，那就是伤害了她。让她（真理）与谬误交锋吧，谁看见在自由而公开的交战中，真理会败下阵来？”（《论出版自由》，米尔顿，1644年）

值得注意的是，开放信息管制不等于放任言论自流。事实上，开放信息管制，反而会倒逼政府提高对言论的管理水平。

真正的充分表达权，并不是什么都可以说，更不是等同于诽谤、谎言与谣言。任何言论自由都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

哈耶克曾引用了康德的话定义自由：“如果一个人不需要服从任何人，只服从法律，那么他就是自由的。”

当然，信息管理不能伤害充分表达权，二者之间如何平衡？

我们需要防止的是，以打击谣言之名打击、打压充分表达权。正如这次武汉方面以散布不实信息为由，“依法”处理了8人。那些少看手机、避免恐慌的建议，更有掩耳盗铃之嫌。

充分表达权，是个人的基本产权，也是抵御病毒传播的重要力量，更是对抗强大势力成本最低的手段。

所以，既要保障好个人的充分表达权，又要防止劣币驱逐良币，只能靠完善的独立的司法体系。

02

武汉封城考验政府效率

疫情期间，一些自媒体挖出薛兆丰教授之前的公开观点：“我们应该赞美那些发国难财的人”，经济学家集体躺枪。

薛教授的主张是，发国难财的人，恰恰给那些遭受灾害的人更多的帮助。其实，大名鼎鼎的弗里德曼、贝克尔、弗农·史密斯都持有这种观点（注：非囤积居奇、非垄断哄抬的正常价格上涨不视为发国难财）。

他们使用的是芝加哥学派的价格理论，唯市场效率至上。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经济学不完全等于价格理论，国难当头之际公共用品应该发挥作用。

我们在第一部分中，强调了市场的价值，但并不唯市场论。灾难面前，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并不属于发国难财。

这次疫情大数据，客观上给我们展现了市场资源配置的神奇之手。事实上，发达的市场流通，也是疫情快速传播的重要因素。人流、物流、商品在发达的市场网络中川流不息，同时也将病毒传播到全国各地乃至全球多个国家。

所以，当疫情严峻时，封锁城市，切断人流，隔离人群，确实是应对之策。假若最开始信息便公开，疫情也发展到这一步。那么封城断流，阻断市场，也是无奈之举。

封城定然导致市场效率下降，这时政府的效率就必须弥补上。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支持发国难财的经济学家，忽略了公共用品的作用。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平日里，国人缴纳了税收，疫情来临，政府也应提供合理的公共用品。

公共用品的作用是保障社会稳定，应对不时之需。随着城市化加速，更多人口涌入城市，政府需要建立城市公共卫生系统、传染病预防系统，战略性储备医疗资源及生活物资。

疫情爆发后，尤其是封城后，我们不是要鼓励发国难财，而是要政府启动应急预案，提高统战能力，动用战略储备，保障医疗物资及基本生活品的供应。
武汉及周边市果断封城，应以保障基本物资供应为前提。既然不让市场发挥作用了，那么政府必须顶上。但是，遗憾的是，封城后，城内不少医院发出急求信息，向社会寻求捐助，让国人颇为揪心。

这里反应了两个问题：

一是战略性医疗及生活物资储备不足。

有人说，疫情在全国大规模的爆发，哪里有这么多储备。确实如此，但是疫情的爆发是一个持续过程。

在过去一个多月里，市场没有接收到信息，但是武汉方面、湖北方面是掌握着信息的，他们完全可以增加生产、采购甚至进口。他们也掌握到了500万人即将、正在及已经流向全国的信息，这一信息若上报到中央，中央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增加采购及供应。

换言之，信息被封锁，市场失灵了，但是垄断了信息的政府，为何没有提前大规模增加采购及供应？

当然，这里存在一个问题是，政府也没有办法完全充分地掌握信息。

根据哈耶克信息分散理论，每个人的信息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任何个人及政府都无法掌握完整的信息。

加上信息管制，导致充分表达权被压制，疫情信息暴露不出来，政府也无法完全掌控疫情的扩散程度、规模及密切接触者。只有当信息公开后，各个疫情信息暴露出来，政府才能根据大数据追踪并掌握几万名甚至十几万名密切接触者。

武汉市长坦言，这次疫情其实各方面对我们信息的披露都是不满意的，我们既有披露的不及时的一面，也有利用有效信息来完善工作不到位的地方。

所以，这暴露出了政府效率的天然弱势。作为一个中央权力机构，政府需要掌控完整信息才能更好地配置资源，但这是不可能的。将原本属于每一个人的信息披露权力都交给一个机构，风险是非常大的。

市场则没有这种烦恼，市场自身是信息之源，也是信息的使用者。它是一种自发秩序，每个人根据自己掌握的已有信息行事，在竞争与博弈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不过，政府的目的，除了效率，还有稳定。即使掌握有限信息，政府从社会稳定考虑也需要加大采购及供应。毕竟，保障是政府职责所在。
第二个问题是前线的统战能力。

26日晚上湖北领导班子召开了新型肺炎发布会，省领导公布了湖北省的口罩生产能力，先后透露了完全不同的三个数据：

开始，省领导说：湖北年生产各类口罩108亿只；话音刚落，隔壁递了一张小纸条，领导马上改口：口误，口罩的生产数量不是108亿只，而是18亿只；之后，领导又在纠结这个口罩数据，称：湖北年生产各类口罩的数据应该是108万只，而不是亿只。

108万只？

省领导在会上坦言，口罩、防护服等防护物资，现在特别紧缺，目前正千方百计缓解缺口。

但是，武汉市领导却在会上说，武汉方面的防护服、口罩、护目镜得到了很大缓解，防护服已得到全面缓解。

封城，意味着阻断了市场自由供给，全城市民的物资供应都只能依靠政府的统战能力。

事实上，武汉及周边市封城，其城市的市场功能基本断送，自身产能定然不足，需要举全国之力保障供应。

封城与否，其实是在市场与政府中二选一的选择题，应当慎之又慎。之前，汕头市发布封城信息后又快速撤回。如今，广东省领导表示，广东各地不会“封城”。

目前这种情况，并不适合全国大规模封城，尤其是制造基地珠三角与长三角的城市。如今湖北、重庆的大量缺口的物资，得依靠珠三角和长三角供应。如果这些地区的城市封城，无法支援湖北不说，自身的物资也可能会紧缺。

与封城举措类似的是，延长假期。目前，发布的通知是，将假期延长到初九。延长假期的好处是，全国可利用大长假大隔离、大消毒，避免返程高峰引发更严重的交叉感染、病毒传播。

但是，假期延期不能过长。这样考虑的原因，不是GDP能否保6，而是假期过长可能引发全国性物资紧缺。

对于一个制造大国、人口大国来说，每年春节长假是一项艰巨挑战。年底，各大小工厂都开足马力，为全国乃至全球各地追星赶月般生产及供应商品，以支撑接下来的春节长假。

春节期间，不少工厂的假期长达10天甚至半个月，这是中国产能供应最脆弱的时期。中国很多工人来自四川、河南等内地省份，上亿人口的返程与迁徙加剧了产能恢复的难度。如果迟迟不复工，全国性物资供应都将面临紧缺。

所以，湖北以外的省份，尤其是浙江、江苏、广东等经济强省，需要在市场与政府之间找到平衡，既不封城，不过度延长假期，保障生产，供应全国，又要防止被病毒攻陷。

03

市场时代提升治理能力

2003年的非典，人们将锅甩给果子狸；这次适逢鼠年，竹鼠和头型似鼠的蝙蝠，乖乖地把锅背上了。

若每次都从动物身上找原因，而不是人身上，说明我们并未真正从灾害中汲取深刻的教训。我们真正需要反思的是，市场时代的城市及国家治理能力。

千百年来，人类与动物一样，只要大规模集中居住、生活，定然会爆发瘟疫。瘟疫一次次爆发，一次次剥夺无数人的生命，以此控制人口增加或集中与资源稀缺之间的平衡。

工业革命爆发后，英国纺织工业产能大增，大量廉价的棉被及衣服降低了风寒感染的风险，提高了英国人口出生率。

在短时间内，英国人口规模迅速膨胀，并不断涌入城市。1801-185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从890万增加到1790万。

人口急剧增加给城市管理、安全及卫生带来严峻的挑战。像伦敦这类大城市不断扩张到乡村，但是对于地主、投机建筑商和居民来说，城市仅仅是更大的乡村。他们将源自乡村最原始的生活方式迁移到了城市。

当时的伦敦，到处都是冒着浓烟的工厂，布满粪便的街道，破旧不堪的出租屋，充斥着腐臭味的河流。英国的工业化城市还没有建立一套公共卫生体系，人口集中及这种原生态的生活方式给这座城市带来灾难。

1831年，一场霍乱席卷欧洲大陆各国，正向英国扑面而来。这时，英国枢密院严正以待，并设立中央卫生委员会，旨在应对霍乱灾害。

这个委员会请求埃德温·查德威克给予帮助，此人是律师兼记者，曾是哲学家、古典经济学家杰里米·边沁的秘书。他是人类城市公共卫生改革的重要推动者。

查德威克在查阅了来自533个区的反馈后，绘制了“卫生地图”，清楚地显示出传染病与居住拥挤之间的关系。他指出，这种病是由肮脏、拥挤、排水不畅以及供水问题造成的空气污染蔓延开的。

查德威克一系列工作，让西方国家意识到城市公共卫生建设关系人类的生死存亡。受查德威克的影响，美国、德国及其它西方国家开始积极推动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纷纷出台卫生法案，建设城市供水系统、污水系统、公共厕所以及公共卫生事故应急系统。

受查德威克影响，马斯克·冯·佩滕科弗尔设计了慕尼黑城市污水系统，推动了一系列防治霍乱的有效措施。他也因此成为德国第一位卫生学教授（1859年）。

过去四十年，中国城市化一日千里，数亿人涌入各大城市。如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重庆及武汉都是人口达千万级别的城市。

但是，我们的城市公共卫生管理，处于什么水平？

前些年，每当暴雨袭城，段子手便上线，北京、广州、武汉等大城市都看过“海”。人们调侃排水系统时，却很少人关注到，它是排污生命线，也是城市公共卫生的关键所在。

再看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与全国各大城市的菜市场没区别，肮脏不堪、污水遍地，这些水直接排向不过硬的下水道。

野生动物、家禽及宠物身上都携带着不少病毒，这些病毒何时变异，如何传染给人类，我们并不容易知情，更难以控制。我们能够控制的是，除了不杀不吃野生动物外，更重要的是，提高公共卫生管理能力。

除了城市公共卫生管理外，这次疫情给城市及国家发出了警告，在市场经济时代，如何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此次疫情随着市场网络四处扩散，市场越发达的城市，人流、物流越密集的城市，疫情越严重。大数据显示，与武汉往来密切的广东、北京、重庆、浙江、河南被感染人数偏多。与武汉来往较多的美国、日本、欧洲有被感染案例，非洲、中东及伊朗则尚未发现感染案例。

在农耕计划时代、工业计划时代，严格管制如思想管控、迁徙管控、交易管制是最好的手段——与计划相匹配。

但是，在市场时代，经济及城市的灵魂在于流动——思想碰撞、信息共享、人员交流、商品交易、资本流通。当然，病毒也在其中流动。

如何管理一个流动的国家？

这是我们当前面临的挑战。市场开放，财富与病毒都可能滚滚而来。最关键的是要相信市场，相信市场能够跑赢死神，相信市场力量推动的科技进步可以战胜病魔。

事到如今，深刻的教训之一是在关键时刻，武汉方面选择不相信市场，选择封闭信息，试图利用政府手段压住一切，包括病毒本身。

不相信市场的后果是，人为制造了市场失灵，最后不得不放弃市场——封城（补救之策）。如今，湖北只能靠政府之力协调全国市场之力量，全国其它城市则更应该相信市场，用市场的力量助湖北助国人度过难过。

这次教训告诉我们，发达市场经济，定然需要发达的思想市场。

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提，除了劳动分工、资本、制度、私人产权及契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思想市场。

如果没有充分的表达权，又如何铸造发达的思想市场？没有发达的思想市场，又如何创造先进的技术，如何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没有先进的医疗技术及国家治理能力，又如何对抗不断变异的病毒？

市场时代的流动属性，本质上与集中管控是相冲突的。我们不能既要信息管控，又要市场发力供应物资，还要市场助力科技医疗进步应对瘟疫。
当然还包括国际方面的要求。如今，全球人类属于一个命运共同体，武汉染病波及欧美日韩。我们只有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才能更好地在全球化时代赢得尊重与竞争。

我在《瘟疫战争》中发出警告：病毒不会等人类“打盹”。中国需要迫切解决治理能力问题，以支持更加发达的更加国际化的市场经济，推动科技的进步。如此，才能跑赢周期性的传染瘟疫灾害。

最后，令人遗憾的是，这场灾害中，有些人的逝去在“光伟正”的媒体中只是个数字，有些人甚至连统计数字都不算。

敬畏生命，尊重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