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顺差超过中国的背后：德国抢了中国的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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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权威经济研究所Ifo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德国贸易顺差继续增加260亿美元至2970亿美元，创二战以来最高水平，并超过中国再次成为全球最大贸易顺差国。中国2016年贸易顺差为2450亿美元（约五千亿货物贸易顺差减去两千多亿服务贸易逆差），较2015年的2930亿美元下降480亿美元。

单从表面数据上来看，仿佛是德国抢了中国生意，但实际上中国正在从低端制造和出口向中高端价值链“演进”，反而是正在抢德国的饭碗。德国贸易顺差持续高涨另有原因。德国之所以能够在2002年之后从一个逆差国“华丽转身”渐成全球最大顺差国，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利用欧元汇率和“压榨”工人薪资补贴出口实现的。

特朗普政府指责德国通过汇率获得出口优势，表面上逻辑上没有错，但特朗普选择了错误的“打击目标”，因为德国自身确实“无力”改变欧元汇率，正确的“指责姿势”应该指向藏在德国出口竞争力更深处的德国工人工资。

德国通过这种方式对周边国家的“剥削”，在很大程度上也造成了欧洲民粹主义的兴起。面对分崩离析的欧元区，德国只能通过进一步提升国内工资和投资的方式，来缓解周边国家和来自美国的压力。而更高的工资和更多的国内基建投资将给德国带来更高的通胀率，“倒逼”欧洲央行结束QE并随后加息。

德国没抢中国的生意

从表面数据上来看，2016年中德贸易顺差出现了此消彼长的关系，实际上两者的联系并不高。传统上德国和中国出口有明确的“分工”，德国出口汽车和机械设备等高附加产品，中国出口组装好的电子产品和服装鞋帽等低附加值产品。但近年来，中国正在努力向价值链高层“演进”，实际上已经开始抢占德国的传统优势出口领域。

以机械出口为例，中国机械制造商国际市场占有率已经从2008年以前的15%上升至超30%。默克尔也公开表示：

中国在多个工业领域成为了（德国）必须认证对待的竞争对手。竞争只会更加激烈，因为中国也在前进，也想生产自己的产品。

在全球贸易量整体萎缩的情况下，中德两国的对外贸易却逆势而上，两国的市场份额同步上升，并没有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

图：全球贸易量萎缩（WTO数据）

图：中德贸易市场份额逆势双升（IMF数据）

欧元和工资“压制”才是最大推手

实际上，早在2000年时德国还被称为是“欧洲病夫”——整个九十年代德国的经济增速都低于欧盟平均水平，制造业萎缩，失业率高达两位数。出口方面，除了大众和西门子以外更是泛善可陈，2000年时德国贸易甚至呈逆差状态。此时的德国还在努力消化东西德合并带来的冲击，同时又饱受德国马克相对其他欧洲货币的“升值之苦”。而此后马上将要诞生的欧元将成为德国“翻身”的重要推手。

虽然2002年1月欧元正式流通后并没有立刻扭转德国的困境（随后两年德国经济仍继续停滞），但却为德国营造了极为有利的环境。欧元的汇率可以看成是各成员国货币汇率的“平均数”，因德国马克属于向下平均的那一类货币，德国产品的竞争力在采用欧元那一刻立即得到了提升：德国的产品马上变得更便宜而原先低汇率国家的产品变得更贵。当年德国就实现了贸易盈余。

图：德国采用欧元后当年就实现了贸易盈余

在尝到了欧元的甜头后，德国“变本加厉”地缩减工人的各项福利，并引入了更加灵活地用工机制，通过压制工人收入增长进一步加强了自身的竞争力：从2000年至2009年，德国工人收入增速落后于欧元区整体水平，与此同时德国的劳动生产率却在不断提升。2000年以后，德国工资不再与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劳动所得占GDP的比例从2001年的61%迅速下降至2007年的55%，创下了5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德国企业因此在获得了更高的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却不必为此支付更高用工成本，进一步巩固了其竞争力。

随着汇率和工资压制的推动，德国从欧洲病夫摇身一变成为出口强国。欧元区南部国家——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的赤字与德国的顺差同步增长。理论上来说，随着顺差的积累，贸易对手国可以通过汇率和价格自动实现调整，但在欧元区，“弱国”无法通过货币贬值来调节贸易，且因为政治原因也不可能将工资和福利水平压制到比德国还低的水平，因此这些南部国家的经济和就业不断受到德国的挤压，到达一定临界点后引发了欧债危机。

欧债危机清楚地表明了德国的模式已经达到了欧洲所能承受的极限。但“碰巧”的是，欧债危机结束后，欧洲央行推出了QE，欧元对美元以及其它主要贸易对手的货币因QE预期早就提前1年开始急剧贬值，德国“顺势”加强了其在欧洲以外市场的竞争力，并得以继续保持其经济模式。

美国对德国的指责原则上没有问题

受此影响，美国“终于”在2015年超过法国成为德国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地。2016年德国顺差创历史记录的同时，美国的逆差全年高达5023亿美元，创下了4年来的最高水平。德国官方预计目前德国出口顺差中近50%来自于英美。

图：德美间的贸易“不平衡”

所以特朗普上任后创立的国家贸易委员会一开张就向德国“开炮”，称德国通过操作汇率来增强出口竞争力，占尽了美国的“便宜”。特朗普政府的指责原则上确实没有问题，德国的模式在“吸干”了欧洲内部后，确实已经转向外部，欧元也确实是德国模式“向外转”的重要武器。

但也正如各方面随后批评的那样，特朗普没有找对德国的“点”：即便欧元汇率促成了德国的超级顺差（德国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为约9%，是中国的3倍，但经济体量仅有中国的1/3），但美国批评德国汇率其实无济于事。因为德国无法干涉欧元汇率，低利率（造成了低汇率）一直以来也是德国与欧洲央行“矛盾”的焦点；即便德国能够干涉欧元汇率，德国也没有动力这么做，这不仅将破坏自身既有的模式，还将中断整个欧洲的复苏，此外多出来的产能只能再向欧洲“倾泻”，继而进一步恶化欧洲经济前景。

德国模式的真正出路在于解除工资压制，来实现欧洲内部和国际的市场的平衡。美国人其实也心知肚明，伯南克早在2015年的一篇短文中就明确指出：

德国坚持让周边欧洲国家通过更慢的工资增速甚至是降薪的方式增强竞争力，但让德国的工资增长起来才是正解，才是实现欧洲内部平衡的重要举措。

德国的工资已经开始增长，这是正确的方向，但幅度仍嫌不够。未来德国工人的工资以更快更大幅度的增长是合理的，且对于德国和贸易伙伴而言是一个双赢的解决方案。

图：德国实际工资增速多年来处于“停滞”状态

但问题是，特朗普政府不可能直接指责德国工资过低，因为这属于他国内政问题，会让其看起来比指责德国的欧元汇率更加“可笑”。所以特朗普选择直接指责德国汇率，逼迫其审视自身模式特别是工资压制问题，在原则上是没有问题的。

德国模式短中期的调整方向

德国的模式不仅刺激了美国，欧洲周边国家也早已对德国主导的欧盟越来越不满，举起反欧盟旗帜的民粹主义政党随之兴起。面对正在分裂的欧洲，德国需要稍微平衡一下当前的战略。放松工资压制实际已进入议程。

2014年4月初德国通过了其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最低工资议案，并自2017年1月1日起将其从每小时8.5欧元上调至8.84欧元，并计划在2018年继续上调该标准。同时德国还出台了旨在提高工人所得福利措施。2014年起，德国的实际工资增速开始抬头向上。

但工资增长的调节对德国模式的“再平衡”的见效是缓慢的，短期内快速的工资上涨也不符合德国的根本利益。可以以更快速度进行平衡且符合德国利益的“出路”在于增加德国国内投资。德国每年的投资缺口预估在1000亿欧元，目前民调与默克尔并驾齐驱的德国社民党候选人舒尔茨的政策，主张增加德国国内投资，特别是基建投资。如果舒尔茨战胜默克尔当选，无疑将让德国走上基建平衡之路。

2015年德国的投资率为20%，略高于欧盟平均水平。如果工资增长与投资一起发力，无疑将有力地推升德国通胀的回升，届时欧洲央行或“又刚好”结束QE，并考虑加息以应对欧洲更高的通胀预期。

Aléxandros

良性竞争总是多方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