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思想界的历史高度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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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章立凡（近代史学者）

【提要】中国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的时代，比较引人瞩目的有两段：一段是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另一段即与中国近代史同期之晚清至民国时期。两者的共同背景特点，是处于动荡、分裂、战乱的社会转型期，没有形成大一统的国家权力，各种学术思想得以在竞争的生态中异彩纷呈。两者的不同之处，是后者处于东西方文明的对撞与交汇的历史环境，有了更为广阔的全球视野。20世纪上半叶大师辈出，极一时之盛；时过境迁，中国思想界至今仍未企及先贤们的思想高度。 3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结束了一个威权时代，新一波的“思想解放”运动，令思想界再度呈现活跃的气象，但历史的惯性依然存在，气候乍暖还寒，风潮时涨时落。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来临的大背景下，历史的脚步越来越快，多元化渐成大势所趋。梳理百余年来中国思想界的各种论争的脉络症结，仍不离“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两大主题，而一个半世纪以来困扰中国的诸多疑问，依然挥之不去，有重新解读的必要。

章立凡：我注意到广东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从这几次来广东我发现一个特点，广东的讲学风气特别兴盛，不但在深圳，在广州以及广州周边地区，每个周末都有很多这样的讲座、沙龙活动。这个风气是清末以来的讲学风气的延续，从当年康有为先生创立万木草堂讲学那个时代起，广东实际上成为中国近代新思潮的策源地，而且近代改良和革命两次重大思潮的先驱都是从广东产生的。这得益于广州是一个口岸，毗邻香港，各种新思潮容易进入；而且商业也比较发达，较早形成了市民社会的雏形。我想这些都是广东在思想先行方面便利的地方。

百年两大主题：“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

我今天讲思想界的历史高度，也不局限于民国，会追溯得稍微远一点，然后集中讲民国。我注意到历史上百家争鸣的时代引人瞩目的有两次，一次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一次是在近代，从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民国这一段，这两段是学术界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当然可能有人会说魏晋时代算是一个，但是总体来讲，魏晋的精神是比较偏于消极的，而春秋时期和民国时期的思想上的争鸣是相当活跃的，是很有进取性的，但是这两次又有所区别，它们有共同特点，也有区别。共同特点就是都处于这种动荡、分裂、战乱的社会转型期，没有形成大一统的国家权力，这种状况下，各种学术思想可以在竞争的生态里各自表现。但是两者也有不同，后者处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中，有东西文明的对撞和交汇的历史环境。我把它视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对撞的结果。从秦汉以来，由于高度的封建专制制度，再加上独尊儒术的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形成了长期的文化专制，这种文化专制导致没有多元化的意识形态出现，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一直是以儒家为主导的，当然有人会提出有佛家、道家等等，但它们不是占统治地位的。直到19世纪中叶，从1840年开始，由于西方文明的进入，形成了东西文化的对撞，中国就面临一个3000年未有的大变局，这样的变局不仅是经济上的，经济上是西方带来了自由贸易，政治上列强环伺、虎视眈眈；从文化上讲，西方的文明也进入中国，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很多元的局面，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49年，然后又重新定于一尊。对这段历史应该有所梳理，我认为各种思想的争鸣，大体上还是围绕在当年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和后来学人们主张的“全盘西化”这两大主题。但是有很多问题我们今天仍然没有解决。

改良与革命：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不易同时并行

首先是政治上的主义之争，清末的君主立宪主义（也可以叫改良主义）和实行排满的民族主义的交锋。这种交锋是20世纪思想交锋的第一波，主题上也就是到底是立宪还是共和，到底是改良还是革命，这两者是互为表里的关系，一个是要解决体制问题，一个是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解决体制问题。从改良和革命来比较，实际上改良的社会成本比较低，但不幸的是改良走得太慢，因为所有的改良，或者我们今天讲的改革，都是被迫的，统治者一般不愿意让出原有的利益，所以就造成改良或改革的滞后，最终导致了革命的发生。革命走到了改良的前面以后，从这100年的实践来看，革命的后果未必好。

改良的理论，康有为提出“虚君共和”，他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叫做“总开关理论”。在1911年的时候，辛亥革命已经成功了，有一个年轻人叫王眉五，跑到日本见康有为，他问康有为，为什么别人都主张革命，你还是主张改良？康有为讲了一番道理，他说：君主制像一个大楼，我们要让这个大楼亮起来的话，就需要安很多电灯，但是我们不需要拆掉了这栋大楼重建，再安电线和电灯，我们只需要把原有的建筑布上线、安上电灯，然后有一个总开关，这样大楼就全都亮了。他比较了各国的革命，认为法国革命、墨西哥革命在历史上都流了很多血，而且持续长达八十年到一百年，对社会的破坏太大，主张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效益。他认为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搞“虚君共和”，利用君主制原有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下把这个体制改革，然后达到社会的进步。他认为如果骤行革命的话，列强就会趁机进来，实际上就把国家放在一个很危险的位置。这预言果然应验了，后来有了日本的入侵。从1927年到1936年这10年，我们称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后来突然中断了，就是因为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而日本发动这场战争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阻击中国的现代化。

孙中山先生的观点和康有为是不一样的，他看到了欧美社会的很多问题，社会主义思潮在19世纪下半叶在全世界开始流行了，孙先生看到了另一方面，就是资本主义的很多弊病，所以他主张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同步进行，要一次完成。用他的话说叫“毕其功于一役”。这个观点后来被证明是没法实现的，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土地改革就没有实现，这跟它本身的政权结构及土地改革的成本有很大的关系。当然，它后来到台湾以后实现得很成功，比大陆还成功。中共毛泽东搞的这一套，也是要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同步进行，所以他在掌握政权以后的这28年间，就不断地搞社会革命，最后搞文化大革命等等，但是越搞越乱。搞得国家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政治和经济的危机都十分深重。

在30年代的时候，吕思勉先生（他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就有这么一个观察，他说“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很不容易同时并行，而社会革命，尤其对社会组织，前因后果，要有深切的认识，断非简单，手段灭裂的均贫富主义所能有济。”我觉得这个判断是很准确的。中国历代的王朝更迭，无不以“均贫富”为一种动力，实际上“均贫富”只是暂时的，不是一个解决根本问题的办法。共和国前30年也是搞“均贫富”，结果是“均贫”，后30年又搞了另一种，就是“一部分人先富”，如今又导致两极分化。现在看来，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体制，就不可能有一个好的分配制度。

五四的背景：社会主义思潮与新文化运动

下面再说说其他的主义，民国初年，各种外来思潮都进入中国。像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很多人早年都是信仰的，毛泽东早年也是信仰进化论的，其他信仰进化论的思想界的人物也有很多，过了一段之后才逐步转向社会主义。还有君宪主义，还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实验主义等等。这些主义也出现本土化的变种，像三民主义、国家主义，这些都是一些变种。当年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不像今天这样非常地政治化，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在国际上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包括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第二国际社会主义，还有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等等，它们都算是社会主义。这个现象到20世纪初的时候还不是很明确，不像我们今天说的“姓社姓资”，那时候没有太明确的概念，也没有把它与资本主义对立到什么程度，都是在探索。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其实也是一种社会主义。

多元化的主义的出现和中西文化的交汇，推动了新文化运动。追溯起来，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初年就任教育总长的时候废止了读经，出任北大校长以后提倡“兼容并包”，而且引入了西方的大学管理制度，为新文化运动及后来的五四运动做了一个思想上的铺垫。新文化运动是清末以来启蒙思潮的继续，追溯起来，梁启超提出“新民说”，陈独秀发表《敬告青年》，再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思想解放，在这之前，中国人写的文章和平常说的话是两种东西，是不一致的。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讲，造成了很多的不便，很多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可能没法接受这些东西，或者没法理解这些东西。胡适提倡白话文以后，把文化普及的手段变得非常的尖利，可以很快地让更多的人接受思想文化。从白话文运动以后，思想文化就不再是文化人的专利，开始向平民百姓普及。

政治还是学术：五四以后思想界的分化

关于五四的反封建的意义，大家都已经了解了，我也不再多说。我想观察一下五四以后思想界的分化：一部分人走向了党派政治，另一部分人趋向于学术文化，但是界限也不是很明确。走向政治的这部分人后来很失落。我以前也谈到过，中国近代没有什么真正政治学意义上的政党，大多是一种会党政治的延续，我把他称之为会党化现象。当时五四的先驱，除了李大钊是为主义牺牲了，其他的人，像陈独秀后来被排除出共产党，又坐了国民党的牢，最后又搞学术，但是他没有完全脱离政治。蔡元培先生担任政府要职，胡适也是，他们还是参政的，但是他们的主要贡献应该说还是在思想学术方面。还有像鲁迅、周作人兄弟是搞文学的，最后彻底投身政治的人都不是大知识分子。

1957年的时候，领袖对有一句话很反感，某人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不了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毛泽东对这句话是很有情绪的，他当然是读过很多书的，但还是很有自卑感。此外，胡适晚年有一件事挺后悔，他说：当初我没有把陈独秀留住，结果他去搞政治了。这个背景是怎么样的呢？陈独秀是一个不拘细行的人，他去了北京的八大胡同，然后就出事了，北大就逼他辞职了。离开北大以后，他没有地方去，就到了上海，那时候正好苏俄又给钱，所以他就组织了中国共产党。胡适后来想起这件事，他说那时候我要是想办法把陈先生留住，后来的很多事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