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派运动与党内斗争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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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右派的构成



　　党内右派首先是一批中央和地方具有民主意识的各路诸候。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共的浙江省长沙文汉主张党政分工，被诬指为是“资产阶级政权观点”，他对民主人士中的右派严格执行政策，诬为“包庇右派”；一九三二年入党的监察部常务副部长兼党组书记王翰主持全国监察工作，反对用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取代司法监察，反对制造冤假错案；中宣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与副书记兼全国作协书记黎辛，在批斗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中，抵制中央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均被划为右派。党内民主派大多受过高等教育或学生出身，比较容易接受民主意识。

　　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年合作化高潮中与毛泽东唱反调首次提出“包产到户”并付之实行的年仅二十六岁的中共浙江省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和中共广西环江县委副书记兼县长王定，都是党内民主派的代表人物。王定还是地方主义分子兼极右分子。他逝世后环江人民怀念他，在他坟头树起一块巨大的石碑，上面刻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不屈不挠争民主的人民英雄”。

　　其次，利用反右运动打击报复党内对手，也划了一大批右派。青海省委书记兼省长孙作宾是二十年代入党的唯一的党内极右分子，他的“罪行”仅仅是在党内批评省委第一书记高峰作风专断。

　　上海市委组织部长周克在一九五六年七月举行的上海市第一次党代会上对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民主作风不正常提出意见；同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薛尚实指责柯庆施独断专行为党内一霸，演成沪上轰动一时的“一霸事件”。他们几人均被柯庆施打成右派。

　　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与柯庆施互为仲伯，将无记名选举中不投他票（经公安厅秘查）的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长张文澄和批评他“一言堂”家长作风的成都市团委常委兼宣传部长黄一龙划为右派。经过党内反右，中共全党万籁无声，无人敢提不同意见，无人敢说真话。其直接后果就是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的“大跃进”。

　　第三方面的党内右派，是通过反右清洗白区武装斗争和地下党出身的干部。毛泽东认为地下党成份复杂，多为知识分子，不可靠。不宜担任党政第一把手（正职）。一九四九年发至各大军区的内部绝密文件中，下达了处理南京地下党的十六字方针：“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沙文汉之妻陈修良曾任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在白区组织武装起义，为共产革命出生入死，受到中共中央表扬，人称“策反主帅”和中共三大特工女杰（另二人是张露萍和朱枫）之一。南京共有二千名地下党员，两次整党处理四百六十六名，开除二百另五名。陈修良本人一踣降职，直至戴上极右分子帽子。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袁永熙是“一二九”学运领袖、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孙殿才出身学运工运，他们同成千上万地下党出身的党内高干一样被划为右派，打入另册。

　　一九八四年胡耀邦执政时期，中共中央决定全面处理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当年九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在昆明召开“十六省市处理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座谈会”，仅江西省委就成立了“处理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办公室”，工作二十多个月，恢复江西省地下党成员六百五十二人党藉，其中有一百二十七名隶属中共闽浙赣边区城工部的地下党员因城工部领导人出了差错，都当叛徒惨遭枪决。另有一个中学生地下党小组胡显中等五名党员连同他们的入党介绍人统通划为右派分子。

　　第四方面是因犯“地方主义分子或地方民族主义错误”而被划为右派的党内干部。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指出：“反地方主义，全国各省市都要进行。地方主义者，实际上是右派，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对地方主义不要让步，要派一批外地人去广东，广东干部可调一批到北京来。泥里掺沙，沙里掺泥。改良土壤。”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广东省首先把第二次反地方主义运动纳入反右运动的轨道。广东省的反右斗争的重点便是反地方主义。广东省全省共揪出右派分子三万六千八百另八人，因犯地方主义错误而划为右派的各级干部有一万二千多名，占全省右派的三分之一。中共中央中南局和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于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在中共广东省委第八次扩大全会上的总结中称：“地方主义首先是在海南发起……其他各地也跃跃欲试，蠢蠢欲动……有的已发展到组织反党小集团的地步。例如蓬荆反党小集团、欧新反党小集团、陈华反党小集团、陈恩反党小集团等就是。”

　　广西、甘肃（含宁夏）、云南也揪出了大批地方主义反党集团，谢富治仅在滇东北就揪出散布在昭通、鲁甸等十一个县市原边纵地下党地师级、县委书记、县长等各级干部二千多人。谢富治在云南省委扩大会议上疯狂叫嚣说：“要像挖山药蛋一样在地下党、边纵中挖右派。”

　　至于地方民族主义分子，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关于反地方民族主义斗争及其扩大化的说明”中透露：“由于对当时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在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斗争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一是扩大了范围，有些地方由共产党内扩大到党外……-，二是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据全国二十四个省、市、自治区统计，共划少数民族右派分子五千人，其中划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共一千七百人。”

　　中共在意识形态文宣部门的各级领导，成为党内右派的第五方面军。从中央到地方几乎一网打尽。他们中有中宣部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解放军总政文化部长陈沂少将、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冯雪峰、浙江省文化局长黄源以及一大批各级中共分管意识形态和笔杆子的宣传部长。

　　党内右派第六方面军是中共的枪杆子——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共揪出六万多名右派分子，以批判刘伯承、肖克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为主线条，他们之中绝大部分是党团员。将军级的有为刘伯承受过的南京军事学院教官刘宗宽中将、长期埋伏在蒋介石身边的中共特别党员郭汝瑰中将、第一支进藏部队司令员兼政委范明少将、总政文化部长陈沂少将等将领。毛泽东称肖克上将是军中右派代表，但未戴帽。总参谋长张爱萍也因受朱可夫事件影响而受到批判。

在军中右派中有二个人值得一提。曾任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刘伯承为部长）条令局副局长和南京军事学院作战训练部长的蔡铁根大校，参加过红军长征，立有显赫战功，担任过彭德怀秘书，在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中为刘伯承辩护而打成右派，逐出军队。文革初期惨遭枪决。著名的全国特级战斗英雄邰喜德少校（蒙族）为批评苏联教官而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军藉、党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