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居》：唤醒时代隐痛 到底白领还是蚁族？(图) 大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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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蜗居》里，三对男女的故事围绕大都市“江州”过山车般疯涨的房价展开，裹挟着官场腐败、包二奶、房地产界的官商勾结、拆迁钉子户、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白领房奴等等当下热门的社会现实问题
750) this.width=750">“一套房子引发的血案”、“一个残忍的性掠夺故事”、“在社会福利低下的社会里，每个人都坏得情有可原”、“你管包二奶叫‘爱情’？”、“中国教育制度的悲哀”……这些角度各异的标题，都是豆瓣网上由同一部都市题材电视剧《蜗居》衍生出的评论。 在天涯虚拟社区，《蜗居》是11月24日“聚焦”的头版头条；在某微博，《蜗居》久居热门话题不下；而在中国高校最重要的网络社群之一水木社区，关于《蜗居》的争论半个月以来几乎每日都登上了十大热帖排行榜—不仅是在集中讨论影视剧的专门板块，职场、家庭、爱情、房产、汽车、甚至笑话板块，都掀起了持久不退的《蜗居》热潮，一部电视剧引起如此连锁反应，在水木社区上还是头一遭。 《蜗居》为什么这样火？表面上看，它延续了导演滕华涛和编剧六六此前合作的热播剧《双面胶》、《王贵与安娜》一贯的风格：从家长里短、琐碎现实的婚姻矛盾切入，试图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气质；大量的旁白直接呈现人物内心波动，将小人物悲欣交集的世界层层剖开。但这一次，他们的野心显然更大。当下热门的社会现实问题，用导演滕华涛的话说：“我和六六的理想是，希望通过《蜗居》做一个2002年到2009年之间中国的小历史。” 英俊沉稳、风度翩翩的贪官 作家肖复兴撰文称，《蜗居》是指向现实的一根刺，揭示出“房子对于一代人情感价值系统无情有恨的摧毁”。电视剧里来自内陆小城的郭海萍、郭海藻姐妹，考上了沿海大都市“江州”的重点大学，毕业后梦想在此地买房扎根。海萍夫妇五年来租住在一间十来平方米大小的房子里，女儿意外降生，房子问题变得迫切，但房价日日攀高，他们的薪水却并不见涨，经济状况越发捉襟见肘。为凑首付，海萍提出向双方父母借钱，丈夫难以启齿，无奈之下借了高利贷，引发婚姻危机。房价的压迫，导致夫妻间为一块钱都大起争执。姐姐欲当房奴而不得的残酷奋斗，以及焦灼的满腹牢骚，使妹妹海藻浪漫的爱情、婚姻想象产生幻灭。帮助姐姐偿还六万块钱高利贷的过程里，她半推半就转投市长秘书宋思明的怀抱，终于与男友小贝分手，走上“职业二奶”的道路。 意味深长的是，由于剧中的“贪官”宋思明英俊沉稳、风度翩翩、浪漫有情调，也似乎确实对海藻有深挚的感情，再加上权力与经济的双重强大，很多观众都对他青睐有加。某网站上一项6447人参加的调查显示，当被问到“如果在现实生活中，你处于海藻这样一个角色，你会选择宋思明还是小贝”时，46.2%的人选择了宋思明，远远超过选择小贝的22.2%，原因是“有物质的爱情更幸福”。 为了明确表达自己的价值观，编剧和导演为“贪官”宋思明和“二奶”郭海藻安排了惨烈的结局，他们一个车祸身亡，一个流产并被摘除了子宫，但这样的收尾却引起了很多争议，不少人对他们表示同情，甚至在网络和纸媒上都掀起了宋郭之间有没有真爱的大讨论，仿佛只要他们真的相爱，就是可以被原谅宽恕的。 编剧六六回应：“我每次听到这样的呼声的时候，忍不住内心冷笑，什么是真爱？真爱就是，当你刨去所有的衣服首饰房屋等等一切的时候，你依旧会选择的情感。如果真爱一个男人，那么，无论他是贫穷还是富裕，是疾病还是健康你都会守在他身边。海藻会这样对待宋思明吗？用脚指头想想都知道不会。” 又有声音质疑制片方不应该塑造这样一个不乏魅力的贪官形象，模糊了观众的价值观，六六的回答是：“我不想写一个愚弄百姓的故事，好人就是好人，长得高大健美英俊，坏蛋就是坏蛋，长得猥琐奸诈可嫌。我这又不是拍动画片给小孩看。现实生活中的人就是多样化的，人无完人，好人也有缺点，坏人也有优点，现实生活就是这样的。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如果我们都辨别不清，我就搞不清楚是我的问题，还是社会的问题了。” 房子等于幸福？ 某网发起了一项“幸福与房子关联”的投票，吸引了36万名网友，结果显示八成人认为幸福与房子有关，其中69.9％的人认为幸福的家庭一定该有至少一套房。 世纪佳缘婚恋网站负责人龚海燕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尽管在该网登记的女性征婚者，只有37%明确提出“有房”是她们寻找结婚对象的必要条件，但在实际的服务中，她发现介意对方有没有房产的女性比例远远高过这个数值。“有些人担心将房子作为条件列在自己的内心独白里，会引起男性的反感，但其实她们对这一点非常看重。如果90%的年轻人都有信心能够买得起房子，那么情况会大不一样，正是因为现实是只有10%的人买得起房，房子才会被看作一个人能力、素养的重要考量标准，其实这中间并没有必然关联，很多人的房子也是父母掏钱买的。”据龚海燕的观察，上海女性在征婚时对男方有无房产最为重视。“她们考量的不只是对方有没有买房，还要看房贷还没还清。这也可以理解，因为上海的房价是全国最高的。” 对于《蜗居》中的宋思明为什么会赢得大量女性观众的青睐，龚海燕提到了偶像剧和媒体舆论的影响：“伴随‘80后’一代成长的偶像剧里，男主角很多都是这样的形象：成熟、浪漫、多金，爱情都是灰姑娘遇王子的梦幻式。” 在世纪佳缘刚刚结束的一次富豪征婚活动中，16位身家过千万、过亿的成功男士列出他们求偶的要求，有超过七千名女青年应征参加，尽管她们见到“钻石王老五” 本人前至少要经过3关：海选，网站首先通过电脑从报名者中筛选出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候选人；面试，要给每位候选人拍照、编号存档，然后进入世纪佳缘佳丽库；进入佳丽库后，由情感顾问按照富豪们的要求挑选其中符合条件的人进行面谈，最终挑选出的50名女青年进入备选库，而真正见到征婚富豪的，只有其中的 18人；面谈时两位考官要从学识学历、谈吐气质、五官容貌、皮肤、体形体态5方面给候选人综合评分。 一篇被频繁转载、署名汪雷的《蜗居》男观众写道：“这是个残忍、却又很真实的故事。在贫富差距迅速拉大、道德标准荡然无存的大环境下，性资源正向权钱阶层加速流动。有人曾说，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明码标价的新时代：一个男人所能获得的女人的质量和数量，与金钱权势成正比。娱乐圈、艺校生、大学校园里的潜规则、富豪的情人、公务员包养的二奶三奶，这些新闻从一开始的爆炸效应到今天社会舆论的习以为常、熟视无睹，性资源被权威阶层剥夺，已呈现常态化。 ……《蜗居》的残忍就在于，其展现的是一个都市优秀男孩或者网上颇为推崇的“经济适用男”，在权贵男人面前的惨败。而前者这个群体未来最有可能成为承担社会稳定器功能的中产阶层。”话题人物、女权主义者木子美却认为这样的评论本身就是对女性的不尊重：“‘女人’不是作为一个性资源存在的，不属于年轻男性的性资源或者权贵的性资源。” 龚海燕也对“性掠夺”的说法不以为然，不过她提到，在中国的婚姻市场上的确存在一种现象：“25岁的男性往往愿意与25岁的女性交往，35岁的男性却不愿意与35岁的女性交往，还是要找25岁的年轻女孩。大部分来征婚的成熟、成功男性，在年轻时都受到过情感挫折，当年他们追求年轻女孩被拒绝，等到事业成功后，好像在圆年轻时代的梦。”25岁左右、漂亮、白，是富豪征婚时一致的要求，“他们也提出了学历等等其他条件，但是往往会附上一点：如果特别漂亮，可以适当放宽”。世纪佳缘曾尝试为大龄优秀的成功女性提供线下红娘服务，这些女性愿意支付两到三万元的费用，请世纪佳缘代为联络符合她们求偶预期的男士，但当红娘们带着她们的资料，推荐给那些男性精英时，男人们的反应是：你们为什么要介绍给我这样的人？那些在网上给我写信的年轻女孩，要漂亮得多！” 如此看来，《蜗居》里宋思明与郭海藻的搭配，抛开贪官与二奶的因素，恰好符合了婚姻市场上男女两性对于理想伴侣的主流预期。
白领还是蚁族？ 以往在电视剧中出现的“重点大学毕业生”形象，往往是意气风发、职场得意的Winner，光鲜亮丽的白领，比如《我的青春谁做主》里的赵青楚、高齐，而《蜗居》里对海萍夫妇生活的表现却是经济困窘、前途茫然、所学专业在现实中无法对口、为寻找立锥之地不得不削尖脑袋。 对外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青年教师廉思对《蜗居》现象颇有感慨，在他看来，《蜗居》呈现的才是现在大部分大学毕业生真实的生存状态。“《奋斗》里那些刚毕业就开上奥迪或奥拓、整天打台球泡吧的年轻人究竟在奋斗什么？难怪很多人看完后得出的结论是：奋斗十年还不如有个好爸爸。” 廉思及他的团队，历时两年，对北京市唐家岭、小月河、马连洼等多个大学毕业生聚居村进行了调研，提出了“蚁族”的概念，比喻高校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仅北京地区保守估计就有10万以上的“蚁族”，他们受过高等教育，毕业后月收入平均为1956元，面对北京高昂的房租，只能选择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聚居村，有时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宿舍里同时居住四个男人和一对情侣。某种程度上，《蜗居》里的海萍像是一个蚁族的代言：“在我们的调研过程中，发现有10%的蚁族毕业于211重点大学，有调研员在聚居村遇到自己北大、人大毕业的师兄，这种冲击是非常大的。以前做社会调查，面对的是农民工、性工作者这样的弱势群体，调研的同学不大有切身感受，但与蚁族的接触，使很多人开始忧虑自己毕业后的生活。” 廉思告诉记者，大学毕业生低收入群体大部分来自农村、县城，是名副其实的“穷二代”，他们勤奋苦读考上大学，背负着家庭很高的期望，但是目睹同学中的“富二代”、“官二代”毕业后轻易获得好职位，买房买车，自己却从村到村（农村到聚居村），求职艰难，“他们对贫富差距、社会不公的感受是跟其他群体不一样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则说：“社会心理学认为，当一个人实际得到的远低于其期待得到的时候，这个人就会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大学生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降低，使大学生这个群体普遍产生了程度不同的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与绝对剥夺感一样，也会使人产生挫折与愤怒。在一定的环境暗示下，有些人会把这种挫折、愤怒转变成侵犯，直接冲击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廉思还表达了对当代青年价值观的困惑：“蚁族们有梦想，他们为自己的梦想奋斗打拼，只是这些梦想的表述形式可能是：五年内有房有车。有人批评说这一代青年太物质，可是这样的价值观却是现实真真切切教给他们的。教育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1980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青年》曾刊登一篇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引发了一场有关社会伦理与人生观的全国性讨论。廉思惊讶地发现，在他与蚁族的接触里，这些出生于1980年后、成长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青年人，很多也不约而同发出了相似的感慨：人生的路，为何越走越窄？也许正是这样对自我奋斗意义的焦灼和怀疑，使网民们质疑《蜗居》的结局：宋思明和郭海藻这样走捷径、抄近道的人，真的注定自食恶果吗？ 活在当下的抉择 滕华涛对《蜗居》引起的争议丝毫不感到意外：“我们之所以想写一个这样的戏，其实就是针对现今社会里宋思明、郭海藻还是挺多的，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作品让大家有所思考，充分讨论。也许现在还有人坚持站在宋思明和郭海藻这边，但是至少希望他们过了嘴瘾之后，有一个反思，你是否真的可以这样不计后果去做一件事。在这样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你不能忽略一些价值观、伦理道德的问题。大家不能因为想改善自己的生活，为了住上好房子、开上好车，完全置道德、法律、所有这些东西不顾，而只为享受短暂的过程。” 他说自己的创作有宏大的意图，却并无意批判时代：“你不觉得价值观这样的问题已经足够宏大吗？我相信社会发展到任何阶段都会有它的弊病，而我和六六做《蜗居》的时候，最主要的一点是讲一个社会在30年的高速发展过程中，一定会出现一些问题。就像宋思明的那句台词：‘原本在光鲜亮丽的背后，就是褴褛衣衫。国际大都市就像是一个舞台，每个人都把焦点放在镁光灯照射的地方，观众所看到的，就是华美壮丽绚烂澎湃。对于光线照不到的角落，即便里面有灰尘，甚至有死耗子，谁会注意呢？’这不是中国独有的，这和某种社会制度也没有关系，即便到了纽约、巴黎、东京也都是这样。但是，如果让你选择，你是愿意活在当下，还是愿意活在三十年前呢？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选择活在当下。我们更想探讨的是，既然你活在当下，你会选择做哪一种人？” 六六将《蜗居》的小说交给滕华涛，是在2007年初，电视剧开拍却已是2008年底。滕华涛觉得原小说缺少一种他没想好的东西：“当时我说不清楚那是什么，于是决定先拍《王贵与安娜》。在做《王贵与安娜》的过程里，我想到了《蜗居》缺少的是什么：一个我认可的价值观。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要回答我为什么要拍这个故事。说实话这个故事并不是小三与贪官的故事，如果是这样的故事，我没兴趣。我需要讲的是现在都市里面所有的人，但是这些人里有我的价值取向。从小说到剧本，我们重点加强了姐姐海萍这个人，海萍代表了我们的价值观，就是可以有奋斗的艰辛、迷惘、痛苦，甚至是神经质的发作，但是她从来没丢掉过自己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