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佩斯：小品成了传声筒 跑码头的话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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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春晚，陈佩斯早已没了兴趣，内心深处，他曾流露过反感：“小品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传声筒，大家都在歌颂改革开放，一片颂歌，看上去大家都是为了政治目的。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曾在1990年代和陈佩斯合作拍摄《临时爸爸》、《编外丈夫》的导演陈国星最近一次见他，是在中国电影的一个庆祝盛会上，陈佩斯以陈强儿子的身份随父出席。陈国星说：“佩斯啊，回来拍电影吧，别排话剧了。”陈佩斯摸着光头“嘿嘿”一笑，没说什么，陈国星看到他的眼中明显闪过“一丝酸楚”。 2011年，陈佩斯离开春晚舞台13年，远离电影圈已14年之久。沉寂十年，陈佩斯只专心做一件事情：做话剧。 2010年年初，在做客北京电视台的访谈节目《光荣绽放》时，主持人田歌问：“排话剧苦不苦？”陈佩斯说：“就是一天天的熬，一天天的过的，跟普通人一样。”田歌说：“怎么会那么惨啊？” 被电影伤透心 陈佩斯从著名笑星转变为老板，是1993年。那年，他注册成立了大道影业公司，专门“围绕自己”打造喜剧生产链。 大道影业公司成立之初, 恰好赶上关于电影发行机制改革的3号文件出台。中影公司不再统购统销国产影片。像其他大制片厂一样，大道这样的民营小公司要自己开始跑发行。 陈佩斯制作的《临时爸爸》参与了中国电影统销统购的最后一次看片会；到第二部电影《编外丈夫》时，他拎着片筒到处磕头。他回忆说：“原来中影公司的统购统销变成了30个省市自治区的分销。一个爷爷就变成了30个爷爷。” 1994年岁末，国家广电总局决定每年进口十部海外影片。这一举措给国产电影带来了极大冲击。一些规模较小的民营影视公司终止了电影业务。1995 年，陈佩斯筹备电影《太后吉祥》前，专门针对市场展开了一系列策划会。在《太后吉祥》的电影策划书上，他打了“中国第一部贺岁片”的旗号，比冯小刚的《甲方乙方》早了三年。 投资400万元的《太后吉祥》最终收回了成本。在大道影业公司的电影成绩单上几乎没有亏损的电影。《临时爸爸》投资83万元, 《编外丈夫》投资120万元, 《孝子贤孙伺候着》投资150万元。据公司统计，四部电影平均利润达30%。大道影业公司从最初的注册资金100万元资本积累超过400万元。 但陈佩斯还是“败走麦城”。当年，电影院线偷瞒漏报票房的情况非常严重。明明电影反响很好，但影院的回馈是上座率不高。情急下，陈佩斯曾派出5队人马去河北监票，发现有的地方播映7场只报3场，有的地方100%到80%的上座率，只报40%。陈佩斯计算过，《太后吉祥》投资400万，正常情况下，票房能达到1300万，绝对不仅是30%的利润。 这是陈佩斯精神最崩溃的一段时期：每一部电影赚的钱刚刚够下一部电影的前期，他身心俱疲。导演陈国星曾接到陈佩斯一个电话，电话中，陈佩斯说：“一部电影拷贝卖1000块，交给电影院后，就收不回来钱了。我下去监票，一场明明100个观众，竟然告诉我只有10个观众。”在爆了粗口后，陈愤然挂断了电话。 让陈佩斯彻底绝望的是1997年的贺岁档之争。年末，《好汉三条半》和《甲方乙方》同时上映。《好汉三条半》每日票房20万元左右，卖得不错。但在主流影院上演五天后被奇怪撤出，安排放入郊区院线，《甲方乙方》却从圣诞前一直演到春节前后，以4000万元的票房成为当年最卖座的国产电影，冯小刚成为中国电影的贺岁之王。 陈佩斯曾道出原因：“《甲方乙方》出品方、发行方都是他们自己人。”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告诉记者：“《甲方乙方》上映前，发行方想拉拢冯小刚，所以撤下《好汉三条半》为冯小刚堆票房。最终，冯小刚还是选择了华谊兄弟发行，以结果来看，这件事情发行方‘枉做了小人’。” 据说，陈佩斯曾和朋友说：“瞒报偷报票房我可以扛，但卖票卖得挺好的电影，也可以给生生撤下来。” 离开电影前，陈佩斯曾说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我做的这家民营影视公司，以一年一部到两部的进度往前走，没有一部影片是亏损的，这样的业绩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够做得到。电影公司没有发行影片的版权，我们每部片子要给电影厂交30万元的管理费，我们养活了多少电影制片厂。我在做的这些事没有另一个人愿意这样做，因为很少有人真正把电影作为产业去运作。这也是为什么我不愿意再提到电影的原因，实在太痛心了。我为什么说自己是‘身心疲惫’，并不是说我竞争失败了，而是我不败也要走开，如果再不走就会被生生盘剥了。” 离开春晚内幕 离开电影后，陈佩斯又选择跟春晚“决裂”。1999年，陈佩斯和朱时茂将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告上法庭，称未经其许可，擅自出版发行含有两人在历届春节联欢晚会上表演并享有著作权及表演权的8个小品在内的VCD光盘。 陈佩斯赢了，在拿到33万余元赔偿后，他再没有登上过央视春晚舞台。 时至今日，有关“陈佩斯和央视的恩怨内幕”仍旧引人入胜。在公开场合，陈佩斯一直否认遭到央视封杀，退出春晚的原因是“和这个舞台理念不合”。 矛盾的种子早在1988年就种下，在排小品《狗娃与春妮》时，陈佩斯曾要求导演单机拍摄，使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未予采纳。1991年，《警察与小偷》被删去了50%的戏。 陈佩斯说：“一年一年的，我们提出的意见总是遭到拒绝，所以矛盾就变成针锋相对了。现在，我和春晚相距很远。” 1994年、1997年陈佩斯和朱时茂出演小品《大变活人》、《幽默体育》就已经出现式微。可这正是陈佩斯想要的。他解释说：“我知道观众会说，那个很低层次，好极了，我就要这个，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对春晚，陈佩斯早已没了兴趣，内心深处，他曾流露过反感：“小品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传声筒，大家都在歌颂改革开放，一片颂歌，看上去大家都是为了政治目的。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2004年，朱时茂接到了春晚节目组的电话，问他想不想参加春晚。正巧陈佩斯在一旁，他接过电话说：“我们现在的演出计划排满了，连续三个月，没有时间了！”在接受陈鲁豫采访，陈佩斯讲这个故事时，鲁豫问：“那排话剧怎么有时间？”“这事我喜欢。” 2011年，各大网站发放的“最期待哪位明星上春晚”的网络调查中，支持陈佩斯上春晚的人居高不下。十几年了，人们越是呼唤陈佩斯，陈佩斯越是不解：为什么离开越久，大家反而越来越喜爱我？ 1998年的小品《王爷与邮差》是陈佩斯在春晚舞台上的最后一个作品。演出时，朱时茂的话筒掉了。陈佩斯不得不刻意凑近搭档，为让朱时茂能通过自己的话筒传出声音。下场后，陈佩斯哭了，像一个孩子，因为“演出效果比彩排差远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看不到这些细小的失误，在人们心中：邮差陈佩斯梳着马辫，涂着红彤彤的脸蛋，兴高采烈地拉着王爷朱时茂下台时，即是他在这个舞台留下的最后一个背影。 自此，他告别春晚，也告别电影。在日后接受采访时，他最不爱多谈的也是这两个话题。 陈佩斯曾说过：“我不拍电影，不演小品，就是不再与人争锋。” 重登舞台 2008年，史航第一次见到陈佩斯时，是作为2008年北京电视台春晚语言类节目策划，他要游说陈佩斯“复出”。 陈佩斯回复史航：“我轻易没必要回去，如果能回去，只有一个理由。就是能用到多媒体。”史航劝说：“陈老师，你一辈子是想好好排戏，我理解。北京台的春晚舞台是先替您试一刀，您自己亲自按开关，如果觉得好可以运用到话剧舞台上。” 史航告诉《中国周刊》记者：“我个人认为，陈佩斯并不想露脸。他享过大名了。那时，他最感兴趣的事情是多媒体，一直以来，他想用，却不知道怎么做。北京台给他提供技术平台。他的复出很大程度上是对新技术的渴望。” 时隔十年，陈佩斯和老搭档朱时茂以《陈小二乘以二》重回小品舞台。这也是至今为止，陈佩斯春节期间最后一个小品。 2008年年底，史航在家乡长春做一台话剧。但苦于长春是一个话剧荒漠，他想到了陈佩斯，希望陈能帮他录制一段宣传短片。 在连录了三遍短片后，陈佩斯拍着史航的肩膀说：“哥们，这事（话剧）特别难。我搞话剧前，也好歹算一个明星。可我到很多城市，晚上跟人喝完酒，明天该不买你账还不买账。人心我算是认清了。” 2006年12月14日晚，在山东会堂，陈佩斯领衔主演的舞台喜剧《托儿》上演。 2001年的《托儿》是陈佩斯制作的第一部话剧。投资前，制作人告诉他，这个话剧可能赔30万。他咬着牙说：“我投，我做。” 陈佩斯没拉赞助，因为知道赚不了钱，怕骗了朋友。当年，他恰好拍了一个广告，广告费全投进了话剧。陈佩斯算过账：如果把自己演一场话剧两个小时的时间分切成四份来做小品的话，可能一场就是十万八万；全剧组三十多人赚的钱，不如他走穴二十分钟赚的钱。 他回忆说：“我做话剧时，已无所谓悲喜，电影不太好，我的喜剧实践活动又不能停，所以选择话剧。至于能不能赚钱，无所谓，这是真的。” 《托儿》的编剧王宝社也是《王爷与邮差》的编剧。之前，王曾写过一部话剧叫《让你离不成》。陈佩斯看过剧本后，很想演。但王宝社觉得男主角“指导员”的形象实在不适合陈佩斯。于是，他跟陈佩斯聊起了《托儿》。 陈佩斯立刻说：“你去我山里的家住一段，马上给我写出来。”此前两年，陈佩斯几乎跌入演艺生涯的谷底。影视公司难以维持，不上春晚，也没有太多商业演出，他曾跑去延庆的山里种树为生。《托儿》的首笔资金是种树赚来的35万元。 “陈佩斯是一个戏虫，他许久不演戏，会有戏瘾，如果我不能马上给他写出来，他会一直跟我闹腾。”王宝社说。 《托儿》首演当日，陈佩斯很紧张，他上一次站在话剧舞台还是1976年的《于无声处》。王宝社看到陈佩斯一个人，坐在剧场角落，默词，谁也不搭理。演出开始十分钟后，用王宝社的话说“他缓过来了，活灵活现，完全放松了”。 对于重上舞台，陈佩斯有过感慨：“当你抖了一个包袱，观众笑了。你满足了。当潮水一般的笑声涌出来时，你再把新一轮的包袱扔出去，它再回来……这事太享受，太享受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方式，能够比得上演喜剧带给演员的快乐。” 《托儿》第一轮演到三十多场就已收回了投资，全国巡演下来，票房累计4000多万元，成为当年最卖座的话剧之一。 话剧《托儿》给了陈佩斯极大的信心，他跟王宝社说：“你不用量体裁衣，这次想怎么写就怎么写。”2003年《亲戚朋友好算账》，是王宝社和陈佩斯合作的第二部话剧。王宝社定义这是一部“心理喜剧”。演完后，陈佩斯问：“哥们，这次能给我打多少分？”王宝社说：“《托儿》，我给你打90分。这部话剧你的表演顶多65分。” 可是，《亲戚朋友好算账》也没有赔钱，第三部话剧《阳台》是陈佩斯第一次尝试自编自导自演。最初灵感来源于陈佩斯看到很多民工为城市建设做了很多贡献，却没有名分。“这让我心有不平。我的喜剧是表象背后一定要有很深刻的社会危机做动力，催动喜剧结构发展。” 剧本筹备时，陈佩斯窝在山里创作。写到一半时，他把王宝社拉到山里提意见，一进屋，看到床边摆满了方便面、火腿肠。陈佩斯说他要再住半个月，把剧本一口气拿下。王宝社问：“你这是什么啊？”陈佩斯说：“那你提提建议？”王宝社开始一二三四地分析，刚说到一半，陈佩斯立刻挥手打断：“别说了，别说了，我明白了。” 第二天，陈佩斯中断剧本写作，开着车拉王宝社回到城里。王宝社告诉记者：“他没有让我说完，因为他全明白，他的喜剧直觉极好，他知道自己不能这么写下去了，这不是个‘东西’。” 从2001年初做话剧到2004年，《托儿》、《亲戚朋友好算账》、《阳台》构成了陈佩斯的舞台三部曲。据2004年的数据统计，这三部话剧巡演过45个城市，拉动票房6000多万元，赢利近2000万元。 跑码头的话剧人 自1998年春晚后，朱时茂和陈佩斯鲜有合作。朱时茂开过投资公司，迷上了高尔夫球、客串电影主持，昔日的“王爷”依旧潇洒。陈佩斯也还是陈小二，穿着布鞋，马褂，光头，以每年推出一部话剧的速度，在舞台上打磨时光。 朱时茂说：“我佩服佩斯，他耐得住寂寞。” 话剧是体力劳动，在拍《亲戚朋友好算账》时，陈佩斯规定演员一年不能请假；2006年重拍《托儿》时，一个月下来，他痩了6斤。为拍新戏《雷人晚餐》，他每天工作11-12个小时，形容自己已经“苟延残喘”。 从《阿斗》、《老宅》到2011年的新戏《雷人晚餐》，陈佩斯几乎都亲力亲为。他五十岁，胡子已花白。和他搭档过的年轻演员说：“陈老师有时记不住词，自己请罪，请我们吃饭。” 陈佩斯说：“舞台喜剧是这一分钟你不过去，观众就一分钟冷场，怎么办？我必须把场子搞热。为了降低成本，主角从头到尾就我一个人，我也花不起钱请大牌搭档。” 陈佩斯的朋友知道，只要陈佩斯接拍广告了就一定是要排话剧了。拍《阳台》前，有一个奶制品广告找上门、陈佩斯佯装摆谱说：“拍广告啊，不行，我没时间。”其实，心里在想：“阿弥陀佛，千万别跑了。” 接受《鲁豫有约》采访时，鲁豫问他：“你陈佩斯排话剧还缺钱啊？”他立刻扭过头，有些不高兴地说：“我当然缺钱了，我是一个民营公司，不拿纳税人一分钱。饭都是我一口口吃的。” 史航告诉《中国周刊》记者：“如果评选对中国话剧有‘苦劳’的人，陈佩斯一定排在第一。是他最初把一个个根本没有话剧文化的码头跑出来的。一些二三线城市的人，从来不看话剧。陈佩斯去了有两个优势，一是名气，二是他排的是喜剧，有群众基础。试想，如果观众最先接受到的是哑语，就可能毁掉一个城市的话剧氛围。陈佩斯用喜剧开拓了市场，为后来者蹚开了路子，打下了码头。排话剧，别人也不至于轻易剥削。一场场演下来，我人在这里，不会在同一时间复制N场。不至于再有瞒报收入的现象，别人想坑他也得在明处，他赚钱也是在明处。” 他的世界 陈佩斯很老派，不够时尚，很节俭：一年四季马褂不离身，脚下永远是一双懒汉鞋。冬天穿袜子，夏天趿拉着。他公司的员工说：拍戏时，陈佩斯里头穿一件白衬衫，上半身看着平整，掀开外衣，腰眼是一个个的小窟窿。 创作小品《王爷与邮差》时，碰到瓶颈卡住了。朱时茂建议去打高尔夫球。陈佩斯不打，在一旁跟着边走。朱时茂问：你为什么不打？他说：费钱。 1980年代，陈氏父子是中国最早的独立制片人。陈佩斯回忆：“我父亲很正直，绝不会想承包一个剧组，然后在里面黑点钱，也不会和投资方说用100万，结果花50万，他不愿意担这种恶名。” 这个演艺世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对外绝不谈妻子。陈佩斯曾半开玩笑地说：“这么多年了，谁知道我妈是谁啊？”认识陈氏父子多年的北影导演王好为评价“佩斯和父亲陈强性格相似，绝不会阿谀奉承，非常正派”。 1990年代，被电影伤透了心，转做话剧时，陈佩斯曾说：“我知道那些潜规则。所有想成功的人首先都要蹚浑水。这些人能适应这个社会，我不行。同样是鱼，种是不同的。我还是清者自清，找一个能适合我的地方去生存。人都是动物，动物这个词第一个字就是‘动’，我做话剧纯属人的本能，为了生存，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不过，我现在非常快乐知足，我的创作和生活是联系在一起的，我干我爱干的事，而且还可以赚到钱养家糊口。” 2008年北京台春晚，陈佩斯表演的小品《陈小二乘以二》最后一个镜头是：他拉着板车，身后的大屏幕构置出一幅北京胡同的景观。他吆喝着：“走，回家去了。”嘴里哼着：“墙头开满喇叭花，百花深处看月牙……”的民谣小调，缓缓走入胡同深处。 小品策划史航告诉记者：“其实删掉结尾这段戏一样是完整。但大家都觉得还是应该留下，对陈佩斯来说，这么多年了，一定有很多话想在小品里说出来。这个结尾是陈佩斯在解读自己：‘我不为谁而拧巴，我不要扮演那些拧巴的人。我现在过得很舒坦，我看开了。’” 史航曾去过陈佩斯的大道影业公司，在他的办公室里，挂着陈佩斯的一幅书法作品，郑板桥的《沁园春·恨》： 花亦无知，月亦无聊，酒亦无灵。把夭桃斫断，煞他风景；鹦哥煮熟，佐我杯羹。焚砚烧书，椎琴裂画，毁尽文章抹尽名。荥阳郑，有慕歌家世，乞食风情。 单寒骨相难更，笑席帽青衫太瘦生。看蓬门秋草，年年破巷；疏窗细雨，夜夜孤灯。难道天公，还箝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颠狂甚，取乌丝百幅，细写凄清。 史航说：“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小品有赵本山，电影有冯小刚。两道大幕拉开，发现屏蔽了一张王牌：陈佩斯。他就像一个货郎，一场场的演话剧，在此地就不在彼地。我感觉他很孤独，但至少有成就感。” 2000年，姜文拍《鬼子来了》时，邀请陈强饰演其中“刽子手”一角。陈佩斯看过剧本后，跟姜文说：“你应该找我演。我非常懂你的戏。” 这些年，陈佩斯几乎不接影视剧，除非是“拗”不过朋友。前不久，导演王好为拍《徐悲鸿》时，陈佩斯客串了巡警一角，王好为评价说：“只有两场戏，但演得非常好。”今年贺岁，朱时茂执导的电影《戒烟不戒酒》让十年不拍电影的陈佩斯“破了戒”。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饶曙光感慨：“以陈佩斯现在对喜剧的研究，个人的理论水平，喜剧素养，不重返电影，是一大损失。” 这些年，很多人都问陈佩斯：“你什么时候出书？”陈佩斯说：“我还没死，不出书。那么多写的人，都在找死。” 每当想到陈佩斯，史航就会想起《茶馆》里的常四爷。因为“这两个人很像，都是挣有数的钱，过有底线的生活”。 2011年央视春晚已通过了终审，作为本届春晚语言节目类统筹，王宝社不断接到记者电话问：“陈佩斯上春晚吗？”前几日，央视领导找他：“如果陈佩斯找你，我们要认真对待。” 对陈佩斯来说，春晚是太遥远的舞台，他曾说：“为了观众，我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委曲求全了十年。一旦了断了，义无反顾，再也不去考虑这事了。我曾在舞台上为这个国家费尽心思，却连著作权都没有，我是受着几倍的折磨。” 2011年1月3日，北京世纪剧院，是他的新作《雷人晚餐》最后一场演出。那是北京最冷的一个冬夜，门口的票贩子摇晃着手中的票，冲行人大喊：“难得了，难得了，看陈佩斯的绝唱。” 那日，父亲陈强坐在台下，93岁的老人看完了整整两个小时的演出。散场后，他走进后台，告诉儿子：“我还是想演戏。”

娃娃妈

胳膊去拧大腿，被边缘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