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思想界的历史高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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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历史也没法假设，可能有些事该发生还是要发生，也不是说一个偶然的事就能改变历史。但是这也说明一个情况，当时在社会上有很多共产主义的小团体，不止一个，而每个小团体的组织方式就是开会，然后办一个杂志，或者办一个书店，以此来传播共产主义。但是搞政治还是要花钱的，有的就是一笔经费花完了以后，影响没有起来，这个团体无形中就消散了。那时候苏俄是有想法的，它要在全世界推行他们的这一套，所以苏俄也在选择中国可以跟他们合作的人选，一起来推动苏联模式和影响的团体。当时也考察过很多人，比如吴佩孚、冯玉祥等等，还包括孙中山。最终选了陈独秀、李大钊他们这批人，那时候他们之所以能够搞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苏俄提供了很充足的经费。而其他的很多就没搞起来，最后就剩下这一个。

当然另外还扶植了一个，就是帮助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孙中山曾经提出过，我们国民党也想加入共产国际，这个问题提了以后，共产国际很尴尬，因为他们认为国民党是不够格的，共产党是可以的。后来提了一个折中方案，就是国民党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

问题与主义：主义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这有点扯远了，再回到主题上来。现在胡适提出的“问题与主义”这个概念，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我们现在有主义，但是社会问题还是越来越多，而且单从主义的教义上，我们解决不了很多现实问题，主义与现实脱节，而且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

下面再聊聊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从西方来的，它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它有两条线，一条是思想的线，这条线严复是一个先驱，后来就是胡适；另一条是宪政这个角度的，应该是从梁启超开始，后来的继承者像张君劢、张东荪这些人，后来成为宪政运动的主要推手，抗战期间在大后方活动的“第三势力”，主要是这些人。张君劢在30年代起草了一个“五五宪草”，那是一个宪法草案，这个宪法草案在1946年经过修改，就变成了一部正式的《中华民国宪法》。现在台湾提到张先生，称他是“中华民国宪法之父”。到国共内战爆发的时候，“第三势力”就分化瓦解了，分成两派，一派到台湾，一派在大陆。台湾的代表人物就是像雷震，殷海光等等，留在大陆的是张东荪、罗隆基等一批人，但是这两批人最后都在政治高压下烟消云散。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再度兴起，是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以后出现的，领军人物是李慎之先生。

社会主义在世界上有多种，在中国也有多种，现在看三民主义，应该也算是一种社会主义流派，民族主义、民生主义、民权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社会主义色彩是非常浓厚的。国共两党在很多社会改造的观点上实际上也是一致的。国共两党基本上都是西方学说的本土化产物，而且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都曾经“以俄为师”。历史上分了合，合了分，现在仍然在中国的两片土地上（一块很大，一块比较小）行使治权。所以，研究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解读西方政治学说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需要研究这两种主义和这两党。

还有一派人是强调中国本位文化的，这一派的传承直到今天都可以看到。当年康先生主张“以孔教为国教”，后来章太炎也提倡读经，说明无论改良派和革命派，相当一部分人在尊孔上是有共识的。虽然政治主张不一样，对传统的儒家文化都比较认同，但是共同的文化认同。不排除对儒教各取所需。这种情况也不是绝对的，梁启超就不是这样主张的，他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是从更高的思想文化角度来认识尊孔的问题。

大师的背影：没有多元文化就没有大师

五四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当年非常激进的一部分人，后来也有了变化。30年代张申府先生就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他要把儒教和孔子的思想做切割，区分什么是真正的儒家思想，什么是意识形态。这就涉及到怎么理清传统文化的手段和方法，就需要沉下心来研究，不是光喊口号去打倒就完了，而是要研究其所以然。胡适提出要“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个见解是很有道理的。他给相互对立的“打倒”和“继承”两派，各自指出了一块空间，就是提倡新文化和整理传统文化可以并行不悖。我们还注意到，同样是研究传统文化，但胡适一派是引入了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化，和传统的治学已经有所不同。

胡适倡导研究问题，提出整理国故之后，文化探索显得非常多元。在五四以后有很多的文化论争，比如像“科学与人生观”的争论，乡村建设运动、新生活运动、新理学等等都开始兴起，文化上出现了多元的、百家争鸣的现象。这种现象是由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冲击，把原来的秩序框架打乱了，大家混沌了一段时期以后再重新组合，这样就分成了很多板块，变成多元的，按自己的思想脉络和主题去研究发挥。像冯友兰先生就是阐发“旧邦新命”，把中国的本土价值观重新诠释，点燃并赋予新的使命。

公民社会的雏形在民国时期已经出现，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已经形成了市民社会的形态，开始有地方自治的功能出现。从清末到民国阶段的广州、上海，以及其他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都出现了有一定现代性的地方自治，这实际上是多元文化的经济、社会基础。

为什么这60年出不来大师？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出大师要有出大师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我们分析像胡适、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这一代人，他们所受的教育是和现在我们（至少我这一代人和我往后的一代人）所受的教育是不一样的。一是他们都有非常坚实的传统文化的教育根基，又受过比较完备的西式的教育。二是这些人的研究方法也不一样，像胡适提倡的是西式的研究方法，蔡先生提倡兼容并包，他在北大造成的这种学术氛围，才能产生出像梁漱溟、钱穆、冯友兰这样一批学术大师。现在没有这种环境了，初级教育中没有这种环境，到了高等院校也没有这种环境，我们这60年的教育基本上是由“全盘西化”变成“全盘苏化”，把社会当作一部大机器，教育变成一条流水线，按一定的模式生产标准件。这种教育模式不需要思考，只要生产出大机器上的标准配件甚至是螺丝钉，它是相当工具化的，这就是苏式教育的特点，它不需要通才，不需要天才，不需要真正的有独立思想的人才，只需要你为这个体制服务就可以了。这样的教育是产生不了大师的。传统文化也是这样的，我们注意到，后来大师没有在中国大陆产生，但是在大陆以外的地区还能产生，像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这些人就是在海外治学，国内的土法治学的就达不到他们这个高度。

百年悲喜剧：半盘“西化”与半盘“苏化”

从新儒学的兴起到近年“国学热”的现象，也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回潮。当然这种回潮也有它的依据。1949年以后，特别是历次思想运动和政治运动的整肃非常厉害，五四所产生的那一代知识分子被摧残殆尽，传统文化也好，西方的文化也好，经过历次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文化断层。我上次讲到知识分子的去留问题，1949年的时候，出走的这批知识分子，把中国文化的文脉也带走了，而且他们还能够在台湾、香港等地延续这种文脉，在大陆，文化的传承就被斩断了。近年“国学热”的回潮，一是经济发展以后，对本民族文化的追求、推崇，随着经济的强大逐渐的成长。人总是需要一些自信心，有时候就会把老祖宗的东西放大很多倍。二是主义的教义已经脱离现实了，出现了信仰危机和思想真空。大家找不到方向，找不到精神支柱了，国学的兴起就填补了这部分空间。填补这部分空间是不是就应该充分肯定呢？我觉得既不应该过分否定，也不应该把它提到一个太高的位置上。因为中国文化确实有很多的缺陷，导致了中国社会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期留滞，市民社会成长缓慢，近代工业文明没有在中国发生。这些都跟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既要承认传统存在的合理性，又要对过分夸大传统的论调给予足够清醒的认识。1935年的时候，有一群文化人搞过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 2004年的时候，又有一批文化人搞了一个《甲申文化宣言》。这两个宣言，一个是要提振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另一个俨然是中国时代将至的自负感。这两次宣言实际上都是趋同或附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

刚才所讲实际上是理一个脉络，从中可以看到各种流派的传承关系。很多流派是从清末开始，断断续续传承到今天，各自有各自的源流。唐德刚先生讲“五四以来大半世纪中国的悲喜剧，即为列宁的‘半盘西化’和杜威的‘半盘西化’斗争的结果”。我觉得说得更透彻一点，就是“西化”和“苏化”这两种观念冲撞的结果。这种情况真正发生变化，是在苏东剧变以后。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坚持讲“中国特色”，在这个背景下，新左派兴起并与自由主义展开论战。近年谢韬先生发表了“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观点，实际上民主社会主义也是国际上社会主义的一个流派，而且比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要更为激进一些。到底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上次在广州演讲的时候就有一位听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说：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都完了，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屹立不倒。我回答说：我治学这么多年一直很困惑，就是搞不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现在看来，社会主义的解读也是很多元的，有很多种的社会主义可供选择。近年还有一些现象，就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民族主义的回潮，一是因为中国经济财富的积累，觉得在国际上可以伸一伸懒腰了，再就是国内矛盾的尖锐化，需要民族主义来煽情，引导大家一致对外。民粹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破坏性很大的思潮，没有很明确的政治目标，但往往是被社会边缘化的人群所最容易接受的东西，他们的利益被忽视了，能够分享的社会财富非常少，有一种被抛弃感。

百年轮回：体制一再更迭，文化进步有限

下面讲一讲体制与文化的关系，体制与文化像是“鸡生蛋”或“蛋生鸡”的关系，谁也搞不清楚到底是“体制优先”还是“文化优先”，因为各种各样的主张都有。我感觉这两个东西是互为因果的，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或者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这又涉及到我们的”国民性”问题。我们现在所争论的一些问题，现在看来，确实是很讽刺的，有好多在20世纪讨论过的问题，现在又重新讨论，但是没有什么新的进步。比如谈到现代化，现代化是所有的政治领导人都挂在嘴边的东西，从毛以来就存在这样的误区：将现代化解读为工业化，把现代性忽略掉了。这也不仅仅是毛，清末的洋务派就认为，学到了西方先进的坚船利炮，国家就可以强盛，这是一种很技术的观点。“现代性”实际上是在工业化推动下发生全面变革而形成的一种属性，它包括的范围是在技术、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它有共同的特征，包括民主化、法治化、工业化、都市化、均富化、福利化、社会阶层流动化、宗教世俗化、教育普及化、知识科学化、信息传播化、人口控制化等等。

我们再看看另一个概念，“公例”和“公理”，这也是一个很矛盾的东西，进化论讲弱肉强食，讲丛林法则，这是公例；而有道德者生存这种人类伦理，是讲公理的，这两种法则的冲突到现在都有，中国近代一直出愤青，就是这个原因。公例和公理总是有冲突，五四运动的爆发，就是公理这个东西没有在中国得到实现，列强还是不把你当成一个一流国家，他们要分配你的利益。所以我们也不能说西方一切东西都是好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有它利己的一面。现在说到美国逼人民币升值，人民币老不升值，美国就来了一个总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它也是一种对策，这种对策也有它相当利己的一面，所以在国家利益冲突上，有时候确实没有什么公理可言。五四以来，公例与公理的纠结就导致了一种后果，首先是爆发了五四运动，然后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之门。“庶民的胜利”这套东西就变得非常激动人心，毛泽东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主义一直影响中国，从20年代到现在这90多年的时间里，它的影响还在持续。

刚才提到唐德刚先生的判断，实际上还是“西化”和“苏化”的矛盾。当时在民族危机深重的背景下，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冲动，就把制度抉择推到优先地位，文化的重建不是很迫切，因为先要生存，这一点也是立宪派和革命派的分歧所在。再观察20世纪中国的三次政权更迭，从民国取代大清，到共和国取代民国，一次是仿效欧美的道路，一次是学习苏联的经验，而这两次实际上都是体制上的变化，从文化建设上来讲没有多少进步。

宪政怪圈：中国需要新的社会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