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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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部门都在一定范围内进行了传达，大家都坚决拥护。但是纪登奎却没有在国务院立即传达。对此，我还批评了他，为什么在政治上那么不敏感。
　　近几年来，在与华国锋进行的交谈中，我还诚恳地提出了他在指导思想上“两个凡是”的错误。他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这就阻碍了一些受迫害的老干部及早出来工作，特别是不能早日纠正“左”的和极左的错误路线。可以谅解他的是，按其资历、经验、能力、政治水平，当全党的一把手，身兼三要职是有一定困难的，但这种情况是在一个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出现的，最高领导人支持纵容“四人帮”把党的老一代领导人统统打倒和靠边站了，而他确实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回想当时我们许多人对毛泽东都是有很大迷信的，华国锋也是一样。他不可能马上正确识别毛泽东晚期“左”的错误，他当时搞“两个凡是”又是想靠高举毛泽东旗帜来稳定大局，如只靠他本人的能力、威望是有困难的。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个月，在１２月１０日华国锋又召开了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上指出了全国农业情况十分严峻，有１亿多人吃不饱肚子。这说明了他对农业生产是十分重视的，这是正确的。但是他提出来的工作方针仍是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这就错误了。大寨起初是艰苦奋斗，狠抓农田基本建设的先进典型，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寨已经蜕变成以阶级斗争为纲，推行极左路线的典型了，因此在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７８年的两年时间里，由于总的指导思想和采取的措施不对头，致使全国的农业生产虽有好转，但没有明显突破。与此同时，华国锋还继承了毛泽东提出的１９８０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遗志”，设想以此为突破口，开创农业生产的新局面。这也是不可能的。从我与他多年的接触中，他给我的印象是对党忠诚、为人忠厚、工作踏实、没有官架子、作风民主和团结同志好、能接受批评。华国锋同志对“四人帮”的斗争是非常坚决的，是冒着重大风险的，他恨透了“四人帮”，早已与之势不两立，因此毛泽东逝世的第二天，就下决心除掉这一伙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集团。这是他的优良政治品质的主要方面。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央曾召开了３６天的工作会议，会议原定的主要内容是讨论经济计划和农业问题。当时我没有正式参加这个会议，但是我参加了会前三个农业文件的起草和会中对一些问题的研究，其中：一是修改《人民公社六十条》；二是修改《加强农业生产的若干意见》。在会议上经过大家讨论，对第二个文件作了重大修改，而第三个文件《关于农业的长远规划》没有拿出来讨论。《人民公社六十条》在三中全会上获得原则上通过，但由于后来农村改革实行了包产到户，也就没有再提到全国人大会议上立法。加强农业若干意见写了二十多条，但却保留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并且写上了不要包产到户，这是由于当时还有较多的人在思想上不赞成包产到户，致使极力主张包产到户的一些省委书记不完全满意。但此次会议总的精神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对扭转形势推动农村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对当时的农业发展真正起了最大作用的是提高了２０％的粮价；超额完成任务的加价５０％；征购任务一定５年不变；多进口了一些粮食，以适当减轻农民的粮食征购任务。另外则是增加了化肥、农药等物资的投入。
　　当然，这次会议取得的最大成果是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因此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会议重点揭露、批判、清算了“四人帮”“左”和极左路线的严重危害，始终坚持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为指导。在会议之前，胡耀邦亲自组织撰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并且在全国展开了大辩论，这对于端正我们党的思想路线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会议明确宣布废除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确立以经济建设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的政治路线。
　　华国锋之所以在改革大潮汹涌而至之时，思想不能完全跟上形势，是与他长期在省、地、县委工作有关系。参加革命后主要是学习毛泽东指示，又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毛泽东提拔起来的。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他只能依靠树立毛泽东的威信，打着毛泽东的旗帜稳定局势，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在政治上，坚决反对“四人帮”破坏经济建设、取消党的领导、阴谋篡党夺权的活动。在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他就提出了不许批判“唯生产力论”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他的最大贡献就是支持全党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他在政治、思想、理论上都有局限性，这也是他犯“两个凡是”错误的主要原因。
　　应该肯定华国锋在主持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紧接着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所做的工作。他比较能发扬民主、接受大家对他的批评。当时所有人的发言都照登简报，可以指名道姓地批评任何人，是较好发扬民主的一次会议。会上华国锋对于自己的“两个凡是”和其他问题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并接受大家的意见，态度是诚恳的。对这次会议上大家强烈要求解决的一些问题，经过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和紧接着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先后解决了如下一些大家强烈要求解决的问题，其中包括：
　　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为二月逆流事件受到冤屈的所有同志，一律恢复名誉；为六十一人重大错案平反；为彭德怀平反；为陶铸平反；专案审查康生、谢富治。
　　这次会议对中央的人事安排，各组提出了很多建议，在正式召开的三中全会上得到了解决。
　　在这几次的交谈中华国锋还讲了，他在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时，完全赞成和主张转向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他提议由谷牧带领国务院考察团去西欧五国访问，回来汇报时提出借鉴国外设加工区的做法，建议建立加工区等措施，他是赞成和支持的；习仲勋建议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等措施，邓小平确定先在深圳建立特区并定名为“特区”等，他都是赞成的。当时任仲夷在辽宁，提出了大连也应建立特区，他也是同意的。
　　历史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客观记载，整理和编写历史，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真实地反映历史事件的全过程。在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应本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判断其是非功过。只有这样才能留下真实的历史资料，并接受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曾经提出所谓“历史要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在广州举办的毛泽东“四个伟大”的展览中，竟然出现了毛泽东与林彪井冈山会师握手的大照片。这是政治野心家任意篡改历史的一次丑恶表演，在人民群众中曾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也正是这个期间，被林彪第一号令赶出北京来到广州从化温泉的朱德、董必武、邓子恢等革命元勋，在王首道同志的陪同下，有一天到展馆参观，一进门邓老首先看到那幅“毛林会师”的巨幅照片，立即就说“井冈山会师是毛泽东与朱老总会师的啊！怎么成了这样？这是历史，可不能随便改变的。”朱总司令和董老听了都笑了笑，什么都没说，陪同的王首道很不好意思，也没有办法回答是怎么搞的。
　　华国锋在“两个凡是”上是犯有错误的，按他的政治经历和水平，一身担任党的中央主席、总理、军委主席是不很合适的。但那是当时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洪流把他推上这个地位的。粉碎“四人帮”是他和叶帅取得联系，一致行动，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应该承认华国锋是起了极为重要作用的。但后来有一个时期，社会上有些书籍、报刊和个人讲话，根本不提华国锋的作用，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在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这场斗争中，叶帅的确是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他和许多中央老同志作了大量酝酿准备工作（详见范硕著《叶剑英文革“风云录”》），可以说华国锋与叶剑英是一同起了决定作用。由于华国锋当时所处的地位，是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主动与叶帅取得联系进行这场斗争，其决定作用是不容置疑的。否则，叶帅当时首先提议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等职务，并经政治局一致通过，就会是不妥当和不应该的了。至于后来华国锋不适宜身兼三个第一把手，经过中央会议改选是另一回事。但他主持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并充分发扬民主，作了自我批评，接受大家的意见，为“四五事件”和许多中央领导人平反昭雪，并调整了中央领导核心，都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在近五届全国党代会上都选举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也可以说是对他的肯定和评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