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美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与关税政策的选择
作者：微信文章在19世纪末，美国的关税改革成为了一个极具争议且影响深远的政治议题。这一时期，降低关税不仅涉及复杂的经济利益，还引发了国内政治的激烈斗争。从1890年到1894年，美国的关税政策经历了多次重大调整，这些调整不仅反映了党派之间的分歧，也揭示了美国在全球经济中角色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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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莱关税法案
1890年，哈里森政府上台后，共和党控制了国会两院，这一年国会通过了麦金莱关税法案，尽管法案表面上维持了高关税的基本框架，但其中的一些关键调整显示了共和党在关税问题上的新思路。
1890年通过的《麦金莱关税法案》对工业原料实施了精细化的关税分级调整，其核心逻辑在于依据原料的加工程度及其对美国关键产业的关联度实施差别化税率。这一策略服务于共和党“保护新生产业”的经济理念，旨在最大化美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
对于初级或低附加值的原料，法案大幅下调了关税以降低国内制造商的成本，比如用于制造普通粗布或坯布的低级原棉的关税被下调至每磅2.5美分。这一降税措施成效显著，1891年美国进口此类廉价棉花总量激增至创纪录的2.17亿磅，相较1890年增长了27%。此举直接降低了美国纺织厂的生产成本，显著提升了其成衣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竞争力，美国棉纺织品出口总值在1892年达到8630万美元，相比1890年增长18.5%。
（讽刺《麦金莱关税法案》的漫画）
对于高端或高附加值的原料，法案则维持甚至提升关税以实现产业保护。法案对用于生产绣品、花边以及高级面料所需的精梳棉等高质量纺织原材料实行高达50%的从价税，这一高税率壁垒大幅增加了进口同类优质原料或半成品的成本，迫使依赖此类原料的国内企业转向本土供应商，从而为美国本土的替代产业争取了至关重要的发展空间和市场主导权。这一分级保护策略在钢铁产业也有体现，法案对钢产业的核心原料生铁征收每吨6.72美元的高关税，目的是遏制欧洲生铁的倾销，确保宾夕法尼亚和俄亥俄州钢铁联合体的稳定需求与扩张能力。
麦金莱法案最具革命性的创新在于其法案引入了“有条件的互惠减让”机制，首次将贸易政策系统地升级为美国拓展外交与经济利益的工具。该机制授权总统发布行政公告，当特定国家同意对美国部分产品实施免除关税或降低关税税率的优惠待遇时，美国总统有权对该国输入的特定商品进行相应的关税减免。法案明确列出了可享受互惠减税的十类关键商品，其中包括原糖、糖蜜、咖啡、茶叶以及生皮等。
1891年2月，美国与巴西签订了首个互惠协议，巴西同意将美国小麦粉的进口关税从当时的每公斤20雷斯削减至每公斤10雷斯，并同时取消了针对美国猪肉的进口禁令。美国随即将巴西原糖的进口关税从原定的每磅2.5美分下调至每磅0.8美分。1892年美国从巴西进口的原糖暴增至创纪录的4.78亿磅，较1891年增长了26.5%，该协议迅速将巴西从美国糖进口来源排名中的第四位提升至第一位。
麦金莱关税法案并非单一的保护主义壁垒，它通过依据加工程度与产业关联度精准设定差别化税率，以及针对特定商品和国家实施的附条件互惠开放机制，成功构建了一个“攻守兼备”的复合贸易政策体系。至1892年美国政府已与包括德国、法国在内的10个国家签订互惠协定，形成覆盖全球原料产地的贸易网络。
在政治层面，互惠条款被系统性地用于构建美洲经济附庸体系。1891年12月，美国与古巴签订互惠条约，该条约规定美国对古巴原糖实行零关税准入；作为交换，古巴则必须对美国出口的各类工业制成品大幅降低进口关税，这是一种典型的“原料换制成品”的不对等贸易模式，导致古巴经济结构彻底扭曲。1891年古巴向美国出口原糖仅28万吨，到1894年激增至73万吨，古巴对美糖出口依赖度从1890年占出口总值57%飙升至1895年的89%，这种畸形依赖使古巴经济完全受制于美国政策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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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戈尔曼关税法案
麦金莱关税法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的贸易扩张，但民主党认为其调整力度远远不够。1892年总统大选中，强调自由贸易的民主党候选人克利夫兰以较大优势获胜，这为民主党推动更激进的关税改革提供了契机。1893年6月爆发的经济恐慌加剧了社会对高关税政策的不满情绪。同年12月，在民主党主导的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威廉·威尔逊的推动下，《威尔逊-戈尔曼关税法》草案正式提交国会审议。
草案的核心改革聚焦于两大领域，一是彻底废除1890年《麦金莱关税法》规定的互惠贸易条款，终止总统通过行政命令调整关税的权限；二是在法案附表中详尽列出了341项免税原材料，涵盖关键工业物资，具体包括无烟煤和烟煤等能源矿产；铁矿、铜锭、铅块等金属原料；原糖、棉花、原木等农产品原料；以及工业用盐等化学品，此项免税清单将使美国的进口税率从1892年的49.06%下降至33%。
1894年2月，该草案在民主党占绝对优势的众议院获得通过，然而当法案进入参议院审议后遭遇重大阻力，民主党在参议院虽以44席对38席领先共和党，但还需面对4名主张白银政策的平民党议员掣肘。利益集团的游说进一步削弱了改革力度，美国钢铁协会向参议院提交的请愿书警告称“铁矿免税将使匹兹堡钢铁业丧失25%的就业岗位”。
在激烈博弈后，参议院于1894年6月通过关键修正条款，路易斯安那州糖业集团主导的南方民主党联盟迫使原糖从免税状态恢复至每磅0.5美分关税；马萨诸塞州纺织品制造商游说团推动棉花重新征收每磅0.6美分关税；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马修·奎伊联合共和党势力成功恢复铁矿石每吨1.25美元关税。最终仅有未梳羊毛、原木、铜矿石保留了免税资格。
法案实施后美国的实际进口税率降至41%，较1892年的49%小幅下降8个百分点。免税商品中原木进口量从1894年8.73亿板英尺增至1895年11.45亿板英尺，美资控制的智利铜矿输美量从1893年32.5万吨跃升至1895年55.8万吨。法案同时废除互惠机制，使得古巴等国无需双边协定即可享受生皮等商品免税待遇。
（古巴地图）
1894年美国恢复食糖关税后，古巴糖业立即崩溃。1896年原糖价格从1890年的每磅4.3美分暴跌至1.9美分，导致古巴三分之二糖厂破产。美国资本趁机加速渗透，1895年美资控制古巴糖厂比例达28%，至1898年美西战争前夕已扩张至60%。
古巴的经济附庸化引发了政治危机。1894年糖业崩溃导致西班牙殖民当局税收锐减，随后增加赋税引发了大规模反抗。1895年2月爆发独立起义，起义军三个月内控制古巴东部六省。同时美国资本利益遭受重创，1897年美资在古投资总额达5000万美元，相关财团通过媒体渲染“缅因号事件”煽动战争情绪，成为军事介入的导火索。
同年4月至8月的美西战争以美国全面胜利告终，战后签署的《巴黎条约》规定美国获得西班牙割让的波多黎各、关岛、菲律宾，并对古巴实施军事占领。1901年强制植入古巴宪法的《普拉特修正案》规定“美国为维护古巴独立及社会稳定，拥有永久干预权”，同时授权美国永久占据关塔那摩湾海军基地。至此，麦金莱关税法案通过经济手段建立的控制体系，最终被美西战争升级为军事霸权与制度性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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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改革的长期影响
尽管威尔逊-戈尔曼关税法在实施过程中遭遇了诸多挫折，但其改革意义不容忽视，其部分条款的落实对美国经济竞争力产生实质性提升。羊毛原料的免税政策促使进口量大幅上升，1896年未梳羊毛进口总量达到1.98亿磅，免除进口关税降低了美国毛纺织业的原料成本，其刺激效应在出口领域迅速显现，1894年至1896年间美国精纺呢绒出口量从570万磅激增至1070万磅，成本优势推动美国毛料在智利的市场份额从1894年的38%跃升至1896年的57%。
法案对工业原料关税的部分减免更催化了美国出口贸易结构的根本性转型。1896年美国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10.28亿美元，首次超过农产品的9.47亿美元出口，其中机械产品出口从1894年的1.47亿美元增至1896年的2.11亿美元。出口市场结构亦加速多元化，1897年美国对亚洲制造业出口额攀升至2.33亿美元，占全国制造业出口总额的22.7%，较1894年的1.44亿美元增长61.5%。
法案彻底废除了1890年《麦金莱关税法》的互惠贸易机制，将原糖、生皮等关键商品的准入模式从“双边协议特许”改为无条件多边免税制度，迫使路易斯安那州糖业集团等传统受保护产业直面国际竞争。法案设定的免税框架成为后续关税立法的基准，即便在1895年共和党重掌众议院后，1896年由筹款委员会主席丁利提交的《丁利关税草案》仍然保留了威尔逊法确立的167种免税原料。法案实施三年后，美国制造商协会有三分之二的会员企业支持延续原料免税条款，仅钢铁等个别行业仍持反对立场。
威尔逊-戈尔曼关税法意味着美国的全球贸易战略的出现根本性转变，1894至1900年美国制造业出口年均增长率达8.9%，显著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4.3%的增速。美国占全球工业品出口份额从1890年的9.8%升至1900年的15.3%。这一扩张趋势与国务卿约翰·谢尔曼的判断完全吻合：“威尔逊法案撕开了保护主义的铁幕，使1896年美国商品洪流席卷拉美与亚洲市场成为必然之局”，该法案为美国在二十世纪主导全球贸易体系奠定了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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