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宏: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背景下的全球关税冲突
作者：微信文章全球经贸体系正面临单边主义的严峻冲击，特朗普政府发动的全球关税战放大了这一冲击。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对等关税”扭转本国货物贸易逆差，这本质上源于国际货币体系长期失衡向全球经贸体系的外溢传导，凸显美元“一家独大”的内在矛盾：为维持美元霸权，美国不得不诉诸强制性贸易与产业政策进行利益补偿。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助理院长、副研究员、企业出海研究中心主任包宏，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智库研究专员韩人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发展与治理研究院研究助理谢林宏共同在《北大金融评论》撰文表示，美元被迫贬值将削弱美元信用，关税加征会加剧通货膨胀和抬升供应链成本并进而抵消制造业回流的经济效益。特朗普依赖贸易保护主义与单边贬值工具的策略不仅未能消除特里芬难题中“流动性供给”与“币值稳定”的固有矛盾，反而可能通过动摇美元信用根基放大国际货币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演进与失衡表现
国际货币体系演进与美元“一家独大”国际货币体系失衡是当代全球经济治理难题，其制度根源可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元本位制的确立与演进。1944年7月，美、苏、中等44个国家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举行联合国家货币金融会议并签署了若干文件，确立起黄金汇兑本位制，即美元直接挂钩黄金而各国货币则挂钩美元，这进而构成战后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内容。该体系依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汇率监督与短期融资机制、世界银行的长期发展信贷支持，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使美元超越主权货币范畴成为事实上的全球价值尺度与储备资产。1971年，因美国黄金储备不足，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暂停美元兑换黄金”，导致美元与黄金脱钩，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画上了句号。随后，美元的供给规模与价值基准逐渐转向由市场供需决定。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了“牙买加协议”，国际货币体系开始向“牙买加体系”过渡。该体系允许各国采用浮动汇率制、接受多元储备货币等，但浮动汇率制使得美元波动风险转而由全球共担，各国寻求储备货币多元化的尝试在实践中反而扩大了美元的需求总量，这使得美国能持续以低成本获取全球资源并强化其金融影响力，反倒巩固了美元霸权。此后，美国更是利用中东地区局势动荡，以安全承诺为筹码施压于主要产油国，将美元与石油贸易绑定，建立起“石油美元”机制，进一步强化了美元霸权和加剧了国际货币体系失衡。20世纪80年代，国际货币体系迎来关键转折。时任美国总统里根推行供给侧改革，刺激企业将制造业生产逐步“外包”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导致国内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衰退，经济转向消费与服务业主导，由此形成“进口需求增加—贸易逆差扩大”的循环，尽管1985年《广场协议》的签订促使汇率干预被用于抑制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扩大和维护美元霸权，但“冷战”终结后超级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导致美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在20世纪90年代大幅增加，最终固化为顽疾。
进入21世纪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迫使美联储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实施大规模货币增发。据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统计，美联储总资产规模从2008年底的约0.9万亿美元左右膨胀到2024年底的6.9万亿美元，但是美国通胀率却长期维持在低位，关键原因是大量超发美元通过进口商品、海外投资等渠道流向全球，美国以低成本获取他国财富的同时也将通胀压力转嫁至他国。美元国际职能与国内职能的根本冲突国际金融理论认为，汇率机制可调节制造业竞争力与贸易平衡，制造业弱势导致货物贸易逆差及本币外流，本币贬值自发提升出口竞争力进而缩小货物贸易逆差。但特里芬难题揭示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固有矛盾：美国需通过货物贸易逆差向他国“输送”货币，以满足他国对美元的流动性需求，否则全球将陷入美元短缺、国际贸易与金融活动受阻的困境。不过，持续的货物贸易逆差又造成美元流动性供给过剩，从而削弱其币值稳定性与信用。一旦美国意图扭转货物贸易逆差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他国被迫增持美元资产以稳定汇率，反而强化美元霸权；但是若美国滥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则引发国际社会对美元资产稳定性的担忧，促使他国增持其他货币或非美元资产，这将削弱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地位，减少外国主权投资者对美债的配置需求，导致美债价格下行、收益率上升，美国用于弥补财政赤字的代价大幅提高。简言之，特里芬难题凸显了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存在“流动性供给”与“价值稳定”不可兼得的矛盾、“货币主导特权”与“贸易保护特权”难以调和的内生冲突，凸显了国别货币的国际职能与国内职能的根本冲突。
事实上，美国经济结构加剧了特里芬难题。美国制造业自二战结束以来持续萎缩，具体表现为GDP中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和非农就业人数中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比均逐渐下降。正是这种全球对美元资产的强烈需求，反过来使得美国能够持续借债来维持高消费水平和货物贸易逆差，相伴随的则是愈加严重的债务依赖以及制造业空心化。为缓解特里芬难题，美国发行国债吸引全球资本回流，海外投资者增持美债既可对冲货物贸易逆差引发的美元贬值风险又能维持汇率稳定。但在浮动汇率制下，美国长期存在货物贸易逆差，其以逆差为全球提供流动性及安全资产，却因经济增长长期低于全球水平导致货物贸易逆差占GDP比重持续攀升。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美国GDP占全球比重已从1960年的39.5%降至2023年的26.1%，经济增长相对乏力使得美国利用货物贸易逆差提供美元的全球流动性的做法难以为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货物贸易逆差形成的债务负担主要转向公共部门，尽管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得以修复，但是公共债务规模已不堪重负。
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采用Stephen Miran的A User's Guide to Restructuring theGlobal Trading System所提到的政策举措如关税调整、美债期限延长等来减少货物贸易逆差、降低美元汇率、维护美元霸权、推动制造业回流等。深圳然而，美元被迫贬值将削弱美元信用，关税加征会加剧通货膨胀和抬升供应链成本并进而抵消制造业回流的经济效益。特朗普依赖贸易保护主义与单边贬值工具的策略不仅未能消除特里芬难题中“流动性供给”与“币值稳定”的固有矛盾，反而可能通过动摇美元信用根基放大国际货币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国际货币体系失衡对美国以及全球经贸和货币体系的影响
造成美国国内财富分配失衡排他性的美元霸权对美国而言并非没有弊端。美国依托其不对称的全球购买力在全球化浪潮中获得的财富未能在国内公平分配，除了在对外军事行动中耗费巨资之外，剩余的财富呈现出向资本所有者与金融从业者高度集中的态势。美国蓝领工人群体则因制造业空心化而丧失了在制造业高质量就业的机会，反倒成为利益受损群体。特朗普执政时期频繁加征关税，表面目标是“缩减贸易逆差”，实质是借助美元霸权向全球转嫁经济调整成本。特朗普推崇“美国优先”的战略观，但却忽视了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需以“输出型赤字”维持全球流动性的制度性要求。若美元大规模回流导致全球流动性收缩，将直接削弱他国购买美债的能力，推高美债收益率与财政融资成本，与特朗普政府追求的财政平衡目标背道而驰；同时，美元在全球范围内供应减少会抑制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对美国企业所发行的金融资产的投资，从而加剧企业融资压力并将导致资本流入减少、融资成本抬升、企业投资和经济增长受到抑制。
造成全球南北对立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实质是“美元本位制”下的等级秩序，这造成了全球南北对立，具体而言：全球南方为获取美元支付外债与进口必需品，被迫低价出口初级资源产品。例如，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数据显示，2024年刚果（金）钴产量占全球比重为75.86%，其中大部分输往全球北方1；拉美国家初级产品出口占比曾超60%，却因美元计价机制面临大宗商品价格波动风险。这种“资源—美元”单向循环加剧了全球经济不平衡。据世界银行统计，1980—2023年间，最不发达国家名义GDP从1980年的1340亿美元增至2023年的1520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约为5.8%,低于全球名义GDP年均增长率6.3%；由于人口快速增长，其人均名义GDP同期从334.3美元增至1306.2美元，年均增长率仅为3.2%，低于全球人均名义GDP年均增长率3.9%，这表明经济总量扩张未促成最不发达国家居民福利提升，反而加剧对外部市场的依附性，陷入“美元陷阱”2。催生特朗普的全球“关税战”2025年上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敢于向全球发动“关税战”的关键原因离不开美元。美元的高流动性使美国能以低成本发行国债融资，即便美国的公共债务规模已不堪重负，全球资本仍因美元的“安全资产”属性而持续流入美国，支撑美国在货币超发背景下维持强势进口能力。更关键的是美元和美国的国际地位还催生了不对称的全球购买力，以美国人均进口额衡量，其涵义是：美国可直接通过美元获取他国的实物商品，而他国需依赖出口“生产换汇”，即便美国财政货币环境宽松导致美元流动性泛滥，其实际有效汇率仍长期维持强势，进口能力不受“外汇约束”与贬值压力显著制约。按照正常情况，通常只有“净储蓄国”或“信用极佳的国家”才能长期在国际上维持如此强劲的购买力，这种特殊情况唯有美元霸权才能解释，即美国的信用是全球信用的锚，而不是其经济基本面的反映。这种建立在“信用铸币”而非真实生产效率基础上的购买力，其稳定性与可持续性正面临挑战，这表现在：他国对美元的依赖导致自身反制能力受限，但长期“敢怒不敢言”的被动地位已促使部分国家加速推进本币结算和外汇储备多元化，对美元霸权的“网络外部性”优势构成冲击，凸显了美国单边主义政策与全球经济相互依存现实之间的矛盾。“关税战”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冲击特朗普政府发动的“关税战”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短期冲击呈现显著的非对称性特征。一方面，全球贸易链受冲击引发的产业链重组表面上可能削弱美元地位，实则通过“替代国效应”强化美元作为避险资产与结算媒介的支配地位。以越南为例，其对美出口额占比从2016年的21.8%升至2022年的29.4%，但其同期以美元计价的外债占其外债总额比重从74.9%攀升至81.6%，或可表明新兴经济体为融入全球供应链，不得不在贸易合同和融资工具中接受美元计价，使得美元在贸易结算和融资渠道中的支配地位远超实际双边贸易需求。另一方面，美国利用美元特权向他国转嫁关税成本，加剧了全球流动性分配扭曲，本质是“特里芬难题”在单边主义政策下的显化。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化解贸易争端的根本抓手
现行国际多边治理机制本应承担调节全球经济失衡的制度功能，却因美元霸权陷入治理失效的困境，集中体现为两大国际组织的功能性梗阻：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言，作为其最大出资方，美国在2010年国际货币组织份额与治理改革后仍持有16.5%左右的投票权，凭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中“重大事项需85%以上赞成票通过”的规定，垄断了国际金融治理体系的关键事项否决权，这种制度性特权与全球经济权力结构的变迁形成显著矛盾。对于WTO而言，美国自2019年起持续搁置上诉机构法官任命程序，导致WTO的核心司法机制陷入瘫痪，直接引发全球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功能性缺失。以美元霸权为基石的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发生深刻调整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正面临制度供给能力与全球治理需求之间的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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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完整版刊登于《北大金融评论》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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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大汇丰P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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