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关税战中受益
作者：微信文章特朗普关税战是 2018 年至 2025 年间美国政府以 “贸易公平” 和 “保护美国产业” 为目标推行的一系列单边贸易政策，通过对从中国、欧盟、加拿大、墨西哥等主要贸易伙伴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试图重塑全球贸易格局。这一政策引发了广泛的经济和政治连锁反应，其影响并非单向或均衡，而是造就了部分特定群体和经济体在特定领域的阶段性受益，同时也对美国经济和全球供应链带来了显著成本和挑战。以下是基于多方经济分析和实证数据的系统梳理：
一、美国国内部分产业和利益集团受益
尽管关税战对美国整体经济的长期效益存在争议，但短期内确实有部分行业、企业及群体从中获得了直接或间接利益：
受关税保护的美国本土制造业
钢铁与铝业：特朗普政府依据 “国家安全” 条款（232 调查）对进口钢铁和铝分别加征 25% 和 10% 的关税，显著提升了美国钢铁和铝生产商的市场份额和利润。美国钢铁公司（U.S. Steel）、纽柯钢铁（Nucor）等企业股价上涨，产能利用率提高，部分地区就业有所恢复。传统制造业中小企业：部分依赖国内市场、竞争力较弱的中小型制造企业（如橡胶、塑料、机械零部件厂商）受益于进口替代效应。例如，俄亥俄州的橡胶制造商 Grand River 因客户转向本土采购而订单增加；工具制造商 Jergens 因 “避开关税集中下单” 导致产能饱和。特定消费品行业：烟草、金枪鱼罐头、回形针等行业因长期受关税保护或利用规则漏洞（如在美国包装即认定为本土产品）进一步巩固了市场地位。美国烟草业因 350% 的高额进口关税迫使消费者转向本土品牌；金枪鱼罐头商通过外包清洗环节、本土包装的方式规避竞争，放大了关税带来的优势。
农业领域的间接补偿机制
虽然美国农产品（如大豆、玉米、猪肉）因贸易伙伴反制关税面临出口受阻，但政府通过大规模农业补贴（如 2019 年 160 亿美元、2020 年 190 亿美元的援助计划）部分弥补了损失。然而，这些补贴的实际分配存在结构性问题：
大型农场主主导受益：补贴资金更多流向规模化农业企业和大农场主，中小型农场和真正在田间劳作的农民获益有限。调查显示，部分非农投资者（如城市银行家、律师）甚至通过复杂操作获取本应属于农民的补贴。特定出口商的替代机会：在贸易伙伴转向其他供应源前的窗口期，部分农产品出口商通过政府支持临时填补市场空缺，但长期竞争力未根本改善。
特定服务业与避险资产投资者
零售业与本土品牌：部分面向美国国内消费者的零售企业受益于进口竞争的减弱。例如，有机食品连锁 Sprouts Farmers Market 因关税抑制了海外线上零售商（如 Temu、Shein）的低价竞争，股价上涨且利润预期提升；部分本土平价时装品牌（如 Gap）曾被看好可能受益，但实际表现参差不齐。保险与医疗保健业：在科技股等受关税冲击较大的板块下跌时，保险、医疗服务等 “内需型” 行业成为投资者的避险选择。前进保险（Progressive）、CVS 健康等企业因业务聚焦国内且定价优势凸显，股价表现优于大盘。关税收入与财政支出：政府通过关税获得的额外财政收入（尽管最终主要由美国消费者承担）可用于支持特定政策或选区，但长期来看加剧了财政赤字压力。
部分地缘政治相关利益集团
关税政策被用作谈判筹码，部分军工、能源等战略行业可能通过 “国家安全” 关联诉求获得政策倾斜或补贴支持，强化了相关游说团体的影响力。
二、国际受益者：供应链转移与套利机会
关税战打破了原有的全球产业链布局，促使企业重构供应链，部分国家、地区及企业借机获得了发展机遇：
承接产能转移的第三方国家和地区
越南成为最大赢家之一：由于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高额关税，许多企业（如苹果、英特尔、富士康）将产能转移至越南以规避关税成本。越南凭借地理位置优势、劳动力成本及与欧盟等市场的自贸协定，吸引了大量制造业投资，出口额显著增长。2018–2019 年间，美国从越南进口的电子产品几乎翻倍，越南对全球其他市场的出口也同步扩张。其他东南亚及新兴经济体：墨西哥（利用 USMCA 协定）、印度、孟加拉国、泰国等也承接了部分从中国转移的产能，特别是纺织服装、电子组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例如，墨西哥汽车零部件出口受益于关税政策与协定豁免，成为美国供应链的重要替代节点。
跨国企业的供应链套利与成本转嫁
大型跨国公司调整布局：苹果、特斯拉等企业通过将生产基地迁至第三国（如印度、越南）或重新设计供应链（“中国 + 1” 策略），在维持对美出口的同时降低关税成本。例如，苹果部分 iPhone 生产转移至印度，但仍面临美国对印加征关税的新压力。转嫁成本给消费者：许多依赖进口零部件或原材料的美国企业（如汽车制造商福特、通用）无法完全规避关税成本，转而通过提价将负担转嫁给消费者，自身利润空间被压缩甚至亏损，但部分企业通过游说获取关税豁免或补贴部分抵消损失。
中国跨境电商与出口替代市场开拓
中国电商平台受益：美国消费者为规避本土涨价，转向中国跨境电商平台（如敦煌网）购买商品，即使加上运费和关税，价格仍低于美国零售价，导致相关平台下载量激增，形成 “关税难民” 现象。中国企业转向多元化出口：面对美国市场受阻，中国企业加速开拓欧洲、东盟、“一带一路” 等替代市场，推动出口多元化，并通过技术升级和内需扩大缓冲外部冲击。
三、政策制定者与政治势力的阶段性收益
特朗普政府及其支持者将关税战视为实现 “美国优先” 和兑现竞选承诺的核心手段，从中获得了以下政治利益：
巩固特定选民基础
在钢铁、汽车等传统制造业集中的 “铁锈地带”（如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关税政策被宣传为 “拯救美国就业” 的举措，短期内赢得了部分蓝领工人和地方政治势力的支持，尽管实际就业恢复效果有限且不可持续。
强化谈判杠杆与战略博弈
通过关税威胁，美国政府在贸易谈判中对中国、欧盟、日本等施加压力，试图获取更有利的市场准入条件（如知识产权保护、减少贸易逆差）。例如，2025 年中美通过多轮谈判达成关税部分回调协议，被美方视为 “对等贸易” 的成果。
推动产业回流的叙事构建
尽管大规模制造业回流未实质发生，但关税政策配合国内补贴（如《芯片与科学法案》）强化了 “重建美国制造” 的政治叙事，为政府争取了政策合法性资源。
四、受益者的局限性与长期成本
需要明确的是，上述受益群体的利益具有显著的阶段性、局部性和转移性，且建立在牺牲整体经济效率和长期竞争力的基础上：
美国消费者承担最终代价
关税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如智能手机涨价约 37%、鞋类多支出 64–107 亿美元 / 年），低收入家庭负担更重。耶鲁预算实验室测算显示，2025 年新关税政策使美国家庭年均支出增加 2100–3800 美元，加剧了通胀压力和生活成本危机。
下游产业与就业受损
钢铁、铝等高关税推高了汽车、建筑、机械等下游行业的生产成本，导致利润下滑甚至裁员。例如，通用汽车因关税成本预计年损失 40–50 亿美元利润；福特撤回业绩预期并强调成本压力；美国货车制造商 Mack Trucks 因关税不确定性裁员 10%。
全球供应链效率降低与投资萎缩
关税战扰乱了全球产业链，企业为合规增加了物流、原产地认证等成本，投资信心下降，长期抑制经济增长。高盛报告指出，尽管部分初级原材料行业受益，但二级加工制造业（如汽车零部件、制药）因成本上升遭受更大伤害，对美国 GDP 的净拖累显著。
多边贸易体系与盟友关系受损
美国单边主义破坏了 WTO 等多边机制的权威性，引发主要贸易伙伴（欧盟、加拿大、中国）的反制关税，削弱了传统盟友信任，推动全球 “去美元化” 和区域合作加速，使美国长期领导力面临挑战。
结论：谁是真正受益者？
特朗普关税战的受益者主要集中于以下四类：
受保护的特定美国本土产业与大型资本集团（钢铁、铝、部分中小企业、农业巨头及相关投资者）；通过供应链转移承接产能的第三方国家（越南、墨西哥等新兴制造业基地）；灵活调整策略的跨国企业（通过生产转移或成本转嫁维持利润）；将关税作为政治工具的政策制定者与支持势力（短期内兑现竞选承诺、强化谈判筹码）。
然而，这些收益是局部且不可持续的，并以牺牲美国消费者福利、下游产业竞争力、全球供应链效率及多边贸易秩序为代价。从宏观经济和长期视角看，关税战对美国经济的净影响更可能是负面的 —— 它未能实现 “缩减贸易逆差” 或 “重振制造业” 的核心目标，反而加剧了通胀、削弱了美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并促使世界经济走向碎片化与保护主义陷阱。真正的赢家或许仅限于少数能够短期套利或利用政策漏洞的群体，而整个社会和全球经济为此付出了高昂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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