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资企业称：赞比亚劳动法“太严格太健全”，赞比亚外交部督促中国尊重人权！
本帖最后由 igo 于 2010-4-11 18:27 编辑[导读] “经济发展初级阶段必然要有一些法律，公平是被放弃掉的，每个发展阶段都有不公平的现实，他们应学会接受。”但赞比亚人似乎没有学会接受这种现实，强大的工会组织每年都会与资方进行工资谈判。
“太严格”的劳动法
“实在是‘太健全’了，法律水准有点超前……快50%的人没工作了，还要搞这么多房补、教育补、交通补，还不能随便辞人，要有不良工作记录才可以。”
讲到在赞比亚投资的困难，除了讲当地市场有限、劳动力素质不高，中国企业家们最常讲到的就是当地的劳动法“太严格”。
经历了长达近70年的英国殖民统治后，独立后的赞比亚依然大量继承了英国司法系统，其中包括非常健全的劳工保护法律条款。
“实在是‘太健全’了，法律水准有点超前……快50%的人没工作了，还要搞这么多房补、教育补、交通补，还不能随便辞人，要有不良工作记录才可以。”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副总经理昝宝森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必然要有一些法律，公平是被放弃掉的，每个发展阶段都有不公平的现实，他们应该学会接受这个。”
但很多赞比亚人似乎没有学会接受这种现实。强大的工会组织每年都会与资方进行工资谈判，这对于国企出身的中国企业经营者来说完全是陌生的。“咱们国内的工会主席都是人事经理兼任，哪有这种谈判经验。”一位经理人对本报记者说。
今年工会的工资谈判刚刚结束，工人们并不满意，有当地工人就毁坏了矿井下的一些设备。2006年，谦比希铜矿的工人因为工资问题罢工，引发与当地警察的冲突。
中色非洲矿业有限公司（NFCA）总经理王春来告诉记者，今年的工资谈判已经结束，很多工人总体的工资涨幅在15%左右。
王春来介绍，NFCA员工的平均工资在当地的矿山公司中处于中等水平，“不算最低，也不算最高”。
CCS和湿法冶炼公司的劳资谈判也刚刚结束，工资都上涨了12%左右，而配偶医疗、丧葬补助等福利也得到了增长。CCS常务副总经理杨新国透露，当地工人工资水准基本上是250美元每月，“人力成本比国内还贵”。
记者随机询问了在谦比希铜矿的工人，他们无一例外地称“工资太低”。但实际上，矿区工人在赞比亚是收入相对高的群体。他们在卢萨卡的同胞常常只能赚得100美元，甚至50美元的月薪。
赞比亚的失业率约为50%，超过7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赞比亚贸易工会（Zambia Congress of Trade Unions）秘书长罗伊 -穆瓦巴（Roy Mwaba）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相比之下，中国的大型投资企业，比如矿业公司，都是非常遵守当地劳动法的，不过中小企业的中国商人的情况要糟糕得多。“每当我跟店主谈劳动法的时候，他们就会摆手说不懂英文。”穆瓦巴说，“但我要是装作顾客来看他们的东西，我发现他们的英文很流利！”
在Kamwala市场，一间中国人经营的服装商店的员工说，他们每月只有约55美元的薪水，而且只有星期天他们能休息半天，去教堂做礼拜。
由于当天是复活节假期，记者便询问是否有加班费，店员们都笑了。“当然没有，我们问也不会问的……甚至圣诞节我们也要上半天班！”FelixLutangu说。
“如果你们去要加班费会怎么样？”
“你会被开除掉！他是老板，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实际上，根据赞比亚现行法律，外国人不允许从事零售贸易，但中国人在Kamwala市场拥有大量的店面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当然，老板是不会一直在店里的，他们可能一个人拥有五六间不同的店面，每天只是巡视，在一家店出现很短的时间。这些看不见的中国人，却供给着卢萨卡市民大量的廉价日常用品。
Lutangu说：“我们能怎么办呢，首先，这样的店面没有什么当地人能租得起，要差不多3000 美元一个月；其次，有钱能使鬼推磨……对，我说的是，我们穷人什么也做不了。”
对于普通赞比亚人，中国人的形象也并非完美，当地人坦率地告诉我们，他们会把“中国”跟廉价低质产品和低工资联系在一起。
中国人的抱怨则往往跟“要钱”有关。来自云南大学的留学生杨青刚到赞比亚三四天，就碰到有当地人上门“乞讨”。但“乞丐”说的话是：“给我点钱，或者吃的，要知道我可比你强壮。”
杨青吓坏了，跟室友玄兆娟一起，匆忙给了“乞丐”一根萝卜，把他打发走了。她们立即向学校报告，学校也相当重视，当天就请来了保安在他们的院子里值守。从此之后，24小时专人保安的待遇就没有中断过。
赞比亚凤凰广播电台（Radio Phoenix）的编辑Bily Kazoka跟南方周末记者聊到中国时，随手从桌子上拿起一张《赞比亚每日邮报》，头版新闻是“发动机商人行贿反腐败委员会官员1500万克瓦查（约合 3200美元）”，而新闻的主人公是“Liang Ge”。Kazoka问：“这个Liang，是一个中国人吧？”
“历史让我们成为现在的样子”
很多年轻人不记得坦赞铁路了。“关于国际关系，人们没有长久的记忆。”
南方周末记者来到卡皮里姆波希（Kapiri Mposhi）车站时，对车站的空置有些吃惊。这里是著名的坦赞铁路赞比亚境内的起点站，自这里起，中国制式的铁轨向东北方向铺开，行进1860.5公里，一直抵达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
42年前，中国曾总计派出5.6万人次工程设计和施工人员，打造这条象征着中非友谊的钢铁道路。如今，大气磅礴的时代过后，空旷的站台上甚至能隐隐传来风声。
站台外，三两个出租车司机懒洋洋地晒着太阳。只有周二和周五才有客车从这里出发，周二是普通列车，周五是慢车。
事实上，自1975年试运营以来，坦赞铁路运力长期过剩。这条设计运量达200万吨的铁路目前每年运量只有60万至70万吨。随着非洲民族国家纷纷独立，种族隔离状况解除，赞比亚南部经济封锁也不复存在，坦赞铁路日益冷清。
赞比亚其他地方，很多年轻人似乎都不记得这样一条铁路，铜矿或中国商品成为了在赞比亚新的中国符号。
坦赞铁路竣工35年了。而这个国家卫生和健康条件并不尽如人意，疟疾、霍乱流行，赞比亚的人均寿命仅为37.5岁。
“对于年轻一代的赞比亚人，他们就不知道和中国过去长久的友谊……很多赞比亚人没有看到这样的关系带来的益处。”反对党UPND政策与研究局主任Beyan说，“他们只看到了坦赞铁路的持续问题，而非国际友谊……关于国际关系，人们没有长久的记忆。”
但在卡皮里姆波希站台上，安保人员和警察都热情地跟记者打招呼，他们说，中国工程师会时不时来到这里，检修铁轨和机车，但他们“住得很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
但在铁路工程师克里斯托弗·班达（Christopher Banda）家里，他在天安门城楼前的照片，被放在客厅很显眼的位置。
卡皮里姆波希是一个只有不到3000人的小镇，它因为坦赞铁路而存在，而衰败。这里最热闹的地方是镇上的公共汽车站。每当有蓝色的小巴士驶入或驶出，头顶各种水果、花生或是磁带、VCD的小贩就冲上去，将车窗围住。他们甚至跟着车缓缓跑动，扬起一路尘土。
市场上，一名叫做Ray Sakala的商贩说：“卢萨卡的那些人是听了反对党的宣传，他们不懂得真实的情况……我们应该感谢中国给我们这么多便宜的产品，我们才能付得起这样的价钱，有不错的衣服和鞋子。”
在Sakala的小摊上，一双皮鞋只要约4美元，而拖鞋只要1美元。
记者离开卡皮里·姆波希时，班达工程师一路送到车站。分手时他还在说： “我们不能改变历史，是历史让我们成为现在的样子。”
在非洲开一个农场
当地工人觉得：第一，中国同事好像不怎么喜欢放假；第二，他们能把太太放在国内好多年，在这里单独工作。
赞比亚中垦农场坐落在卢萨卡市郊，离城区大约有50 公里。可实际上，出城后不久，就要转进一条土路。
道路狭窄，崎岖颠簸，车后尘土飞扬。天空湛蓝，路两旁是高而茂密的杂草，间或有不知名的树和仙人掌突兀地生长出来。偶尔会路过有茅草顶棚的住家、头顶大件物品的女人，或是几乎一丝不挂的黑色的小孩子。
赞比亚有4300万公顷可耕地，但是目前正式开垦的仅14%，大片土地荒芜闲置。并且，这片土地光照充足，水资源极其丰富——赞比亚拥有南部非洲60%的水资源。
十八公里泛着暗红色光泽的土路过后，尽头便是3570公顷的中垦农场。
2009 年11月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面推进中非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发言中重申提高非洲实现粮食安全的能力。中国政府已将解决非洲食物安全问题作为对非援助的主要内容之一。
中垦农场产品占了当地20%份额
场长李莉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年轻一些，一头短发湿漉漉的。“我们早上6点半就上班了，我刚干了一圈活。”李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刚来的时候缺水，我就把头发剪短了。”李莉说。
1993年12月中国农垦总公司接手这个农场。1994年初，李莉和她的丈夫王驰进驻农场。他们当时带着4000美元的贷款，雇用了11名当地工人，然后买了200只小肉鸡苗。中垦农场就这样蹒跚起步。
如今，中垦农场已有1200头牛，上千头猪，以及2000公顷耕地，种植玉米和小麦。农场有7名中国员工，当地工人260人。
王驰原本是北京农大(现中国农大)的教师，研究小麦遗传；而李莉在来到赞比亚之前是医院的化验师，并无半点农业常识。
之前，赞比亚的农场中流传这样一个故事：一位老人在非洲经营自己的农场。他本可以安享晚年，但有一天，他背上猎枪，跨马在农场飞奔时不慎从马背摔下落，不治身亡。
据说王驰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说过，“作为一个干农场的，这样的死法是最好的，死得其所。”
2005年2月，王驰死于一场车祸。实际上，在这样糟糕的道路上奔波，车祸几乎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李莉自己也经历过二次严重车祸，甚至有过翻车经历，只是幸运地没有受伤。
李莉把王驰的骨灰分作两半，一半运回国内，另一半就埋在离住处很近的土坡上，在一株茂密的三角梅之下。
非洲不产松树和柏树，李莉还特地从国内托人捎过来松柏的幼苗，种在坟墓两旁。“2005年刚种的，现在都这么粗了。”李莉说。
如今李莉来到中垦农场已经16年。在丈夫死后，她接替了场长的职位。中垦农场的农副产品已经占有卢萨卡近20%的市场份额，累计为当地提供了7000个就业机会。
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王友对本报记者说，目前赞比亚相对上规模的中国农场有18家，其他还有20多家小点的。考虑到赞比亚空置耕地、气候和水资源等优势，两国农业合作潜力巨大。
“女超人”
2006年11月中非论坛，中国政府宣布在非洲建10个农业示范中心，派遣100名专家，为非洲培训1500名农业技术人员。
包括李莉在内，3570公顷的农场内只有7个中国人，包括财务总监黄卫国、农艺师金彦青等等，还有一位来自四川的厨师。其中学历最高的可能是王朝明，31岁的他是人民大学MBA毕业。
4月5日下午，当我们来到中垦农场分厂紧挨着鸡舍的办公室时，王朝明正在用笔记本电脑看美剧《生活大爆炸》。“网速慢，你都不知道在这边下载一集得多久。”王朝明说，“可太不容易了……说实话，工作生活条件都挺好，没什么贫穷落后的感觉，就是太寂寞了，完全没有娱乐。”
王朝明已经在中垦农场工作满3年，合同期满，再过半个月就可以回到中国了。他对这一点很开心，一面用手挥舞着驱赶苍蝇一面说：“我出国的时候小孩才四个月。”
在中垦农场已经工作10年 7个月的当地人Hebrew Mwlinga，对他的中国同事们有两个最深刻的印象：第一，他们工作很努力，好像也不怎么喜欢放假，春节都只休息了几个小时；第二，他们讲究承诺，很多人就可以把太太放在国内好多年，在这里单独工作，这对赞比亚人很难想象。
至于场长李莉，Mwlinga的印象是：“女超人！”王朝明也同样说，李莉的工作强度和热情，他“有生以来没见过”、“听她说都觉得累”。
南方周末记者来到中垦农场后，李莉不单热情地带我们参观她的农场，还给我们看她在自己房子周围种的一圈植物：芦荟、巴西木、茉莉、石榴树、薰衣草、紫罗兰、桂花、法国梧桐、兰花、木瓜树……“木瓜可以摘了做餐后水果，冰镇了特别好吃。”李莉说。
她的英文几乎有了赞比亚的口音
讲到和当地员工的相处时，中垦农场的中方员工最头疼的是“偷盗”。
“偷盗太严重了，几乎可以达到每年利润的10%。”王朝明告诉记者，“从鸡蛋到小猪仔，从玉米到螺丝，甚至塑料袋……”
而抓到偷盗的人，处理方法无非有二种：直接开除，或者送警察局。王朝明在中垦工作3年的时间里，送过大约20个当地工人去警察局。
“但有时候确实也挺不忍心的。”王朝明说，“有偷了十几个鸡蛋判两年刑的，判得太重了。”
中垦农场的中国人发现，当地员工可爱的一面是：就事论事，从来不记仇。李莉甚至觉得，她开除这么多人，“要在中国早被杀了好几遍了”，但当地员工不这样，他们见了中垦农场的人，哪怕是刚从监狱里出来，“还跟老朋友似的”与他们打招呼，“非常开心的样子”。
当地员工的“理财”观念也绝对是一种文化差异。几乎所有的中国雇主都会跟记者说，他们总是“过一天算一天，不想明天怎么样”。
卢萨卡一家中餐馆老板骆先生告诉记者说：“他们几乎有一个面包，有一个煎蛋，就可以去跳舞了，而且可以开心地跳一天！……非洲人是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民族。”
雇主们更加一直抱怨的是，当地工人总是发了工资就去喝酒，然后没钱吃饭了再借。“哪怕一共只有100美元，可以直接拿去买个手机，没钱给孩子吃饭了再去借。”
而当地员工对中国雇主和中国同事的抱怨，除了薪水低，就主要是他们“英文太差，不好沟通”。
这样的抱怨可能对李莉并不合适。李莉的英文几乎有了赞比亚的口音，“George！ Majer! Come here!”她甚至学了一点当地的Nyanja语。
今年 3月，赞比亚总统班达访华，提出希望吸引中方技术人员到赞发展农业，“这样既可以解决赞比亚粮食问题，也可以出口到安哥拉、津巴布韦等国”。
“中国抓住了机会”——访赞比亚外交部长卡宾加·潘德
赞比亚外交部长潘德(Hon. Kabinga J. Pande)的办公室里，到处是他的祖国的各种标志物，除了一张他与中国中兴公司员工的合影。
3月31日，潘德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他对中国以及中赞关系均不吝赞美之辞，也敦促中资公司遵守当地劳动法。
“赞比亚不是争抢资源的战场”
南方周末：很长时间来，中国与赞比亚是“全天候朋友”。中赞关系对赞比亚的意义在哪里？
潘德：赞比亚与中国的友谊，这甚至可以追溯到赞比亚独立以前，并且这样的关系建立于平等互惠的基础上。
刚刚独立的赞比亚有很多困难，南方的殖民政权封锁了我们的交通线。赞比亚向西方国家求助，可是他们拒绝了，而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的中国，却从物资上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后来中赞政府和人民间频繁互访，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和赞比亚之间是一种全天候的合作关系，真正的朋友一直都是朋友。
南方周末：但近年来，有西方媒体将赞比亚形容为“中国和西方争夺资源的战场”？
潘德：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赞比亚拥有丰富的资源，也有很多投资的机会。中国抓住了这个机会，同时，我们也有西方的投资者。
不能说赞比亚是中西方争抢资源的战场，所有都会回归到商业问题，只要他们遵循法律规定。中国的投资甚至在经济危机期间都没有中断，而当时很多国家的资金是撤离了赞比亚的。
南方周末：赞比亚外交如何平衡中国和西方国家？
潘德：对中国和西方的平衡也许不该让赞比亚来完成，而是在商业过程中来完成。西方国家和中国的投资一样被欢迎。
但中国在赞比亚的投资有些不同，它建立在满足赞比亚需要的基础上，而不是中国自己选择给赞比亚什么。赞比亚需要发展，这是我们现在需要做的。
“赞比亚的利益当然有保障”
南方周末：有些反对党的领导人显然不同意现任政府的中国政策，他们认为政府应当更多地管束外国投资，以保护本国利益。
潘德：这只是小部分人的想法，我可以说它是一种谬论，是反对党的一种政治手段。更多的中国投资进入这个国家，意味着更多的赞比亚人受益。看看坦赞铁路吧。我们的政府一直在跟中国公司接触，如果它们有安全标准或是其他方面的不足，政府会毫不犹豫地让事情走向正轨。通过政府干预，赞比亚的利益当然能够得到保障。
在赞比亚有些政客跟台湾接触，就总是喜欢拿中国大陆的事情做文章。而执政党政府是始终坚持一个中国政策的，我们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
南方周末：在中国，人们提到赞比亚可能会想到坦赞铁路或者中国的其他援助项目，但在赞比亚，很多人说起中国会说到低质量的产品、低工资。你怎么看？
潘德：我不认为这是大多数赞比亚人所拥有的中国印象，至少那些跟坦赞铁路、谦比希铜矿、新政府大楼、东部省轧棉厂或是其他中国项目相关的人不会这么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政府会如此紧密地与中国公司合作，确保好的工作环境以克服中国的负面印象。我很高兴告诉你，大部分公司的条件是不错的。中赞两国政府都有责任鼓励公司遵守劳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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